从电影《教父》反思加密行业的合规化路径

假期连着看完《教父》三部曲。虽然这种经典影片的影评已经多如牛毛，但想从其他角度说下教父。

一

《教父1》主要是讲1&2代教父接班，其余两部的情节却主要是2代教父Mike逐渐想要洗白家族产业走向主流白道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水浒》 —— 前半段是讲108条好汉梁山聚义，到中后段都是诏安和诏安后为国立功的故事了 —— 而且两者最终结结局都不算happy。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教父和梁山好汉们不能坚持自己的黑道事业，而是拼命要洗白自己、迎合主流价值认同？也许坚持自我反而结局会好点。

抛开文学作品立意要符合主旋律不谈，即使在现实中，黑道人士最终洗白自己也是个主流选择，而不是个文学臆想。宏观统计上来看，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早晚都会屈服于主流社会性共识之下，去做主流共识认为“正当”的事业，而不会长期坚持成为离经叛道者 —— 这可能是人类社群能稳定下来的生物原因。

这一点颇为微妙。其实很多所谓主流白道的事业中的黑暗面一点不少 —— 金融、政治、法律等事业都是主流认可的，但其中尔虞我诈甚至极端犯罪不亚于黑社会，但凭什么仍被视为是正道，被社会大众趋之若鹜？社会大众在区分黑白两道时，并不是基于其过程中带有多少罪恶行为，而是出于“事业”与“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一项事业如果其目标是与社会发展所一致，则被赋予了“正当性”，只不过其过程中的不端行为需要被纠正规制；反之若某项事业无论其过程看似多么循规蹈矩，若是违背社会整体价值目标则仍会被视为黑道。

对大部分已有的行业而言，这种“与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一致性”的判断属于社会共识（即海量个体的判断的重叠区域），而不是由少部分人的专有判断，甚至都不是统治阶层的判断（但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有影响的能力）。这种社会共识在有立法之前早已形成，国家的立法只是做个事后的正式确认。掌握强权的统治阶层如果要违背这种共识来强行立法，则会面临无法执行落实的窘境。从政治实践来看，属于“白道”的行业是可能被“监管”的对象，即承认其正当性的基础上确立行事规矩；相反属于“黑道”的行业是被“禁止”的对象，否定其正当性并予以打击。

当然，各国社会由于各方面历史地理民情环境不同，其形成的整体共识不完全相同，而即便同一个社会也会随时间推移而迭代更新其共识结果。在A国的一个“黑道”行业则在B国可能是属于被允许且监管的对象。比如美国各州最近对毒品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合法化可监管的倾向，这不是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社会基础的。

至于这种共识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是个复杂的社会演化问题。人类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价值判断体系都是长时间反复筛选验证的幸存产物，这种演化结果甚至在各个独立演化的族群中都有共通性 —— 伦理价值体系没往此特定方向演化的族群会湮灭，剩下的族群会趋同。至于这种演化过程是否基于诸如“自由至上”之类的恒定元规则，则是开放的哲学问题在此不展开讨论。

黑手党们经营的常见产业诸如赌博、色情等，在几乎任何成熟的族群社会里都是被社会共识所否定的，因此沾染这些行业的组织注定不会被共识认为是白道。这种演化性的结果并非一代人能形成，更不是少数人能决定，所以黑社会头目再有权有势也无法改变。

相反，由“固定统治阶层”提供普遍且稳固的社会整体秩序，是各族群的共同演化结果，于是成为了社会整体的价值追求目标，相应也成了“白道”的标准。一个暴力起家的团伙，如果能逐渐满足上述条件，则会成为“白道”代表，反之就是“黑道”。因此这两者经常出于同一源头，但发展路径有所分叉，成为“白道”者必须抛弃一部分短期利益（尤其是放弃被社会价值体系所否定的那些盈利产业），而坚持社会主流认同的长期秩序（这意味着对自身行为的克制）。中古时代的统治者和贵族阶层在最初都是暴力团伙起家，再演变成白道秩序的代表，取得社会共识意义上的“合法性”。

二

回到《教父》宇宙，柯里昂家族经营的就是典型被视为“黑道”的生意，尽管打着橄榄油贸易这种合法生意的幌子。虽然1代教父守住底线没从事最恶劣的毒品生意，但他很清楚当前家族生意是有原罪的，从不掩耳盗铃地认为自己是个清白的圣人。

之所以教父靠这些生意起家是时代环境所导致。三部《教父》的整体时间跨度，如果从1代教父Vito在美国发家时起算（即《教父2》倒叙的情节），是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90年代，这几十年里美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在一战时期，ZF整体规模较小、对社会治理能力落后，故黑社会有着极大生存空间，它们是维持一种特定公共秩序的ZF外的替代模式。1代教父Vito年轻时生活在当时ZF很少关注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处于当时美国社会的边缘），故应历史进程再加上个人努力而成功发家。换而言之，Vito起家不仅仅是靠经营那些黑道生意，而且是靠（在ZF缺位情况下）为意大利移民社区提供“秩序”这种公共服务。

但到了《教父1》主线剧情的时代（即二战后的40年代），社会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全面战争的开动使得国家机器愈发强大，相应地巨幅压缩了黑社会的生存土壤。由于ZF提供的普遍秩序的全面扩张，黑社会建立的局部秩序被逐渐冲垮，故相比20多年前其运作被迫收缩。1代教父因此在安排儿子们接班时已经有所区别性布局。2代教父Mike选择参军是走向美国主流社会的阳关大道（剧中多处暗示参军不仅是Mike的想法，也是Vito的安排），之后原本多半是籍此走向政界，在白道上建立起一个光明正大的“新身份”。然而由于一系列偶尔突发事件导致该计划夭折，Mike仍被命运拽回家族的黑道之路接班。这也使得《教父2&3》中Mike仍要再花一生精力带领家族重走原来计划的那条洗白之路。即使再有钱其身上的Mafia标签也仍是白道阶层所鄙夷的，甚至连自己的老婆都因此选择抛弃家庭。即便是作为龙兴之地地意大利移民社区，在新时代也不再依赖黑社会们建立的秩序，而是也把它们当成“夜壶”。

黑社会这种“富而不贵”的身份危机在现实中极其常见，尤其是在国家能顺利治理社会从而消除黑社会土壤的时代环境。蒋介石在落魄时曾加入青帮，但后来在军政界站稳了就要主动褪去青帮身份；待到蒋成了委座且KMT也成为国家合法政权地代表，则按杜月笙的话来说就是“把青帮当成夜壶、用完就嫌臭“。但毕竟杜在黑道历史太深无法再洗白，面对白道代表的蒋也终究气势上矮了三分，再如何骂蒋忘恩负义也无济于事，毕竟社会共识是不可逾越的。

当代的例子就是日本黑道帮派，其甚至是完全合法的特殊结社形式，比在中国crypto交易都合法一万倍，更何况曾对日本国家有历史贡献。时至今日的日本黑帮已极少开展非法业务，且受ZF严格管控之下，但仍是主流社会所鄙夷摈弃的对象。新一代年轻人根本不会考虑加入，正儿八经的公司也不愿意与之有生意往来。这种尴尬局面与黑帮合不合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非成文的社会普遍的价值共识的运行结果，显然黑帮是处于价值鄙视链的底端或接近底端。

黑帮的行事规矩与主流社会完全不同，成员对组织的依附性和臣服性极强，而不可能像普通劳资双方那样建立平等的民商事关系，组织也可以对成员采取超出常识范畴的惩戒措施。这种脱离社会一般规则的关系源于古代日本武士与领主间的终生依附关系。而不臣属于任何领主的武士则丧失其武士身份，只能变成浪人（ronin），故两者之间不可能像现代劳资双方那样自由建立和解除关系（顶多只承担经济性责任）。显然，其旧有模式已被当今时代抛弃，只能存在于黑道这种特别团体中 —— 事实上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也与之类似，只是不像日本同僚那样被合法化而已。

在《教父2》中，开场不久2代教父Mike就遭到了本州参议员毫不留情的当面羞辱。该参议员无论是人品还是行为操守可能都不如一些黑帮，却可仗着自己白道上的显赫地位趾高气扬，直白地鄙夷柯里昂家族的黑帮身份。Mike虽口头还击后又设圈套让参议院认栽，但终究改变不了社会对柯里昂家族的阶层地位的“审判”。之后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寻求洗白，好让家族成员逃脱这种社会审判，包括出清赌博等黑道产业、与梵蒂冈财团联营等。

可以看出，尽管Mike有勇有谋可以制服一个参议员，但他对整个社会的共识是无力对抗的。人可以反抗少数统治者的压迫，即使反抗失败也会收到社会大众同情；但如果压迫你的是社会整体的价值共识，那就是毫无反抗余地，即便是统治者也不敢处于这种境地。统治者的压迫如同身上的重物，力气足够尚能推开；而社会整体共识是一张无形大网，愈反抗只会让网束缚得更紧。，Mike显然明白这一道理，从没想过要对抗社会共识、证明家族产业的正当性，而是选择主动服从共识，脱离那些罪恶产业，以求在一两代人后的社会不再把柯里昂家族与黑道联系起来。

与宋江主动诏安何其相似，都是付出所有身家只为寻求一个主流社会的身份认同。梁山好汉虽然征方腊死伤大半，宋江也最终被朝廷赐毒酒而亡，但不得不说最终宋江靠自愿一死圆满实现了该目标，并升华了《水浒》 —— 结局中宋徽宗 “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都可以算作是一个东方版罗密欧朱丽叶式的圆满正剧结尾。而《教父》里Mike最终失去的是自己女儿，开放式剧情也没后续交代其家族洗白事业是否成功（Vincent应该算是独立出去继续做黑社会），基本可算是悲剧收场。

三

黑社会的组织规则和业务活动，历史上早已被社会价值体系所否定和批判，是社会整体共识的一部分；然而一些新生事物，其优缺点还没完全显现和验证，就已被针对性地贴上了仿佛是“黑社会”般的标签，这种无妄之灾比柯里昂家族还惨得多。

人类社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出一些新生事物，原有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尚未覆盖，同时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来不及建立。对于这些新生事物的价值评判，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如同一个军事阵地般在不同群体之间反复争夺，尤其是既得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从新事物受益的群体之间。

老洛克菲勒首次建立石油托拉斯时，一方面带来了更高效的企业管理体系和更低的产品成本，另一方面也被指责利用强势地位挤压上下游，由此时产生的“反垄断”概念成为经济法制度研究的一项经久不衰的课题。随着“谢尔曼法案”的颁布，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被拆分成多家独立的石油公司；之后也不断有微软等各行业巨头被反垄断调查并处罚。时至今日互联网巨头更是视各国反垄断法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当社会整体共识尚未对这类新生事物产生判断时，现代政治就有了引导影响公众意见的用武之地。强势ZF能够极其迅速地对新生事物形成一个专断意志的判断。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通常需要长时间的验证才能充分衡量各方面的利弊，故短期形成的国家意志判断可能在多年后被验证为是错误的。此外，新闻媒体也是作出先入为主判断的急先锋。由于不受制于立法那样的繁琐流程，新闻媒体得出结论甚至更加匆忙草率，尚未看清事物前就匆匆进行舆论审判。甚至而在有些国家，掌握枪杆子的ZF和掌握笔杆子的新闻媒体是一体的。而无论是哪一者，形成负面的价值判断都远超过正面的判断 —— 媒体审判负面事物更容易吸引眼球，而国家对于负面事物则更容易以“保护”为名而扩张权力。

故新兴事物，尤其是基于科技发展而产生的新兴行业，永远处于被随时污名化的风险之中 —— 一方面社会整体尚未沉淀出足够坚实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媒体则摩拳擦掌急着审判它们。很多新兴行业可能在刚出生不久，就犹如柯里昂家族那样被贴上了有罪标签，从而被迫要自证清白 —— 但柯里昂家族至少心底承认自己的生意上不了台面，故会主动低头；而新兴行业显然内心不会有这种负罪感。如果尝试前人没做过的新事就被匆忙判定为大逆不道，人类社会只能因循守旧裹足不前。

曾有段子说：传销分子如果听到你在中国搞***业务，会惊呼“这事违法啊”。固然有点夸张，却幽默地展现了行业的处境。在其他国家里上属于方兴未艾的事业，在中国就是被淘汰的产业 —— 尚处于萌芽阶段就已然享受了柯里昂家族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