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联储数字货币短期不会出台，政府债务不会影响货币政策

—茉莉

阿尔伯特·约瑟夫·摩尔

1893

由于疫情中宽松的经济政策，美元持续下行，比特币一路疯涨，全球市场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下不安地震动。作为全球最具权势央行的掌舵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下文为鲍威尔）的一举一动将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备受人们关注。

近期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罗汉堂学术委员马库斯·布伦纳梅尔（下文为马库斯）与鲍威尔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深度对话，可以说是一次政策界与学术界的深入碰撞。

对话探讨了灵活目标通胀系统、通胀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以及央行如何应对疫情后经济危机以及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等话题，从中我们可一探这位联储主席的治理思路。

全文较长，以下是谈论重点内容，想了解全文的读者请移步下方阅读完整对话：

2020年8月发布的灵活目标通胀策略至今为止是成功的，但今天的新常态是利率长期接近零，也就是政策空间的下限，因此通胀策略也需进行调整，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美联储的天职（Mandate）目标有二，一是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最大化），二是保持价格稳定。2019年-2020年间，美联储对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战略进行了复盘。去年8月，联储宣布了复盘结果，并相应大幅调整战略。

对于通胀目标，美联储一直牢记价格稳定的天职，因此设置了每年2%的通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联储设立了灵活通胀目标策略。过去几年，实际通胀率长期在2%以下徘徊，因此要达到平均通胀目标，我们希望将通胀率保持在2%以上一段时间。灵活策略意味着，联储的政策不会与一定的计算公式绑定。制定货币政策依旧将涉及一系列考量因素和判断，其中包括风险管控。

对于就业最大化的目标，我们添加了新的语言描述，那就是充分就业是一个广泛且普惠的目标。这反映了，我们深刻意识到，为中低收入人群建立一个健康的劳动市场对经济多有裨益。即便失业率低于预测的最低自然失业率，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因此改变，除非过低的实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或其他风险伴生出现。

调研显示，市场参与者不希望联储提升利率，除非达到2%的通胀目标，并且劳动市场达到非常景气的状态，这与联储发布的市场指导是一致的。联储也意识到，公众希望看到的是，政策制定者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上升至2%以上。

随着疫情逐渐褪去，联储也看到了人们重返正常生活后，报复性消费的可能。这会对物价产生上涨的压力。但这种一次性的价格温和提升，不太可能会产生长期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还远未到就业最大的状态，菲利普斯曲线依旧平缓——失业率仍较高，而通胀率较低。

在宏观审慎调控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联储倾向于使用贯穿周期的工具，而非在特定时间内推出工具。这是因为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使用时机非常难以掌握。无论环境好坏，联储的工具永远在线。举例来说，联储要求银行进行非常严格的压力测试，时刻保持银行面临重大危机冲击的抵抗力。

疫情冲击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长期形成的失衡。例如房地产泡沐突然被捅破时，银行本来应该吸收这些冲击，而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部门反而放大了这种冲击。此外，当陷入金融危机时，很多美国家庭的杠杆率过高，根本不可持续。而在疫情袭击之前，经济整体相对健康。银行资本率充足，且美国家庭的负债状况大大改善。在本次危机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进行了快速，有力的应对，且程度可持续。我认为，疫情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的经济政策是健康政策，CARES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新冠病毒纾困和保障经济安全法案，已延长至2021年）

美国国债市场的正常运行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核心，并且事关公众利益。联储维护国债市场的运转，与我们的两个天然使命紧密相连——就业最大化，价格稳定性。联储正在审视监管扮演的角色和债券市场结构，以改进债券市场运行。

在紧急贷款工具上，联储和财政部正在紧密合作。对公司债和地方政府债，这些工具的出台为市场注入了重要的信心。而实际上，这些工具较低的使用率证明了这些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对于金融领域以外的中小企业，如何让救助政策触达是一个挑战。

央行独立性是一种机构安排，并且对公众利益至关重要。全球发达经济体都有独立的央行，虽然机构安排各不相同。在危机时刻，这种独立性非常重要，当然在经济周期中也很重要。

美国公共债务水平再创新高，且增长的速度明显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美国经济离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 指政府债务水平过高，货币政策一旦收紧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财政政策将主导货币政策，一般会导致通胀）还很远，可能永远不会达到那种状态，因此，美联储不会将其纳入考虑因素。

现在还未到央行思考退出资产采购策略的时机，甚至不应该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市场还远未达到完全复苏的状态。一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发现明显的证据显示，经济回到正轨，且健康发展，我们会明确地与公众沟通。在这之前，我们不会考虑缩减对特定资产的采购。

联储会认真研究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潜在福利、成本和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我们在技术和相关政策问题的研究上投入很大。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积极的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包括民选官员（政府）、金融行业人士等等。我们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是，我们一定要做对的事情，而不一定做得很快。

今天的经济研究者是幸福的，有如此众多的重大问题等待研究。在短期内，我认为学界应该优先研究在疫情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如何评估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在长期内，我们要理解疫情对劳动市场以及最大生产能力带来的创伤。以及初步探讨气候变化对经济以及金融领域带来的潜在影响。

我们应对未来两年的经济保持乐观态度。冬季给疫情传播带来了困难的状况，但随着疫苗问世，以及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我们有很多理由对美国经济保持乐观。

以下为对话正文：

马库斯：美联储提出新的、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框架？“灵活”是什么意思？

鲍威尔：关于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我想说的是，美联储的天职目标有两个：充分就业（最大化就业）和稳定价格。

过去十年，美国大部分时候都处于或相当接近政策利率的下限。日本和欧盟的利率比美国更低，这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有非常大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通胀目标设定框架是成功的，但是它需要系统性地适应新常态。政策利率的空间接近下限就是这样的新常态。

2019年-2020年间，美联储对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战略进行了复盘。去年8月，联储宣布了复盘结果，并相应大幅调整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战略。我们发布新的灵活通胀目标框架，旨在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你提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稳定价格的。不过，我从稳定价格说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重申我们对价格稳定性的理解，即以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为衡量，在一段时间内实现2%的年通胀率。

这里的2%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当通胀长期持续低于2%时，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将其提升到2%以上一点。

你刚才问“灵活”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关键所在。“灵活”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们没有将政策绑定在某一特定的数学公式上，以后也不会这样做。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使通胀适度高于2%，则政策将继续体现一系列广泛的考虑因素。风险管理总是必要的，需要根据情况作出正确判断。无论如何，我们希望通胀预期稳定在2%。

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在政策模型中使用规则和公式，并在工作中经常参考这些，但是我们不会完全基于这些来制定政策。

“灵活”的第二层意思是，我们肩负着双重使命，必须始终考虑就业和价格。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政策绑定到只适用于某一方面的公式上，比如仅考虑通胀。我们在就业方面作出的改变同样非常重要，必须提及。我们现在有新的语言表述，充分就业是广泛的、具有包容性的目标。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将为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区带来好处，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关于就业，我们现在有新的描述——只有当就业缺口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才会采取行动。而过去旧的说法是偏离充分就业多远。这种说法无法覆盖就业达到或超过最高预取就业水平的情景。我们认为，除非伴随着过高的通胀或其他风险，就业达到或超过最高预计水平不会影响我们实现两项重要目标。

这显然和最近几个周期的经验相符，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几年。当时，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通胀并未加剧。我们看到，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讲到这里，我再多说两句。自从我们在8月份宣布这一框架（灵活目标通胀）以来，有大量证据表明，市场参与者已经调整他们的预期，与框架方向一致。调查显示，市场参与者预计在通胀达到2%、劳动力市场恢复活力以前我们不会提高利率。事实上，这和我们发布的利率指引方向一致。尽管我们时刻关注相关情况，但是公众需要看到我们允许通胀适度高于2%一段时间后，新的政策框架才会被视为完全可信。

马库斯：你们是不是不再使用狭义的加速通胀和失业率这样的概念，而是引入更多的灵活性？是不是没有非常严格的框架，转而采用更通用、更为灵活的思维方式？

鲍威尔：确实如此，当然我们将继续关注自然失业率的估值，但这仅是我们在讨论充分就业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我们从上一次危机中学到一条重要教训是，我们低估了劳动力参与就业的空间。在此方面，实际表现远超预期。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就业对人口的影响以及劳动力规模等因素。即使失业率再次远低于当前估计的自然失业率，这也不是提高利率的理由，除非我们看到令人不安的通胀或其他失衡问题。

如果大家读过美联储2015年发布的文字记录，就会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让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吗？我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状况，实际失业率在一段时间内低于自然失业率。然而并没有出现令人不安的通胀，这成为我们日后重要的参考。

马库斯：这样做就间接覆盖到到一些平等因素。如果劳动市场运转良好，就会给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群带来更多帮助。这一点也考虑在内吗？

鲍威尔：是的，我们把充分就业视为广泛而普惠的目标，其中确实包括这一点。大家会注意到，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这些年来，经济中一直有不平等问题，而且愈演愈烈。这是有原因的，我们认为这些不平等与充分就业目标直接相关。仔细分析充分就业这一天职目标就会发现，如果有很多人可以工作却一直在劳动力市场边缘徘徊，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少数民族社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区这种情况尤为普遍。

还要补充一点，我们明白就业和平等是重要的全国性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企业相关，与财政政策相关。美联储能做的一定会做，这很重要，但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来自教育和培训。

马库斯：接下来谈一谈通胀的双重风险。我们会不会陷入和日本一样的境地，在低通胀的陷阱中困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我们最终也可能陷入另一种极端，被抑制的需求开始发挥作用，过高的通胀卷土重来。新框架如何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更好地管理相关问题、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鲍威尔：我想就此说几点。正如你所说，在短期内，随着疫情消退，人们恢复正常生活并开始消费各种服务，消费可能显现出强劲的趋势，价格上涨压力随之而来。我们将衡量到通胀上升，因为去年三四月份的价格很低，基数效应明显。事实上，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测。但是，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将持续多久？显然，价格一次性上涨的幅度不大，也不大可能长期保持在高位。美国经济潜在通胀就像过去许多年一样，我们有一条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意味着劳动市场和通胀之间存在关联，但是这种关联非常微弱。

显然，两种现象都指出通胀处于较低的压力。如果通胀因任何原因而上升，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况。通胀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保持在高位。1975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很陡，通胀在高位一直持续。

我们可以假设今年下半年经济强劲，会怎么样？我们离充分就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劳动市场仍然相当低迷，工资压力不太可能上升到足以推高通胀的水平。

放眼全球，许多大型发达经济体的需求都非常低迷。危机开始时，正是这些国家的利率极低，在利率方面几乎没有政策空间。现在有一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做的，但是还需要时间。我们要记住，美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紧密相连。

当然，如果通胀以不利的方式上升，我们有工具应对，并且会毫不犹豫的使用这些工具，没有人应该怀疑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通胀太低是现在更棘手的问题。

马库斯：我们刚才讨论过价格稳定性，接下来讨论金融稳定性，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目前金融行业比较强健，但是未来过度杠杆化的风险仍然存在，在企业界也是如此。金融不稳定是不是会带来威胁，可能限制联储今后可以采取的货币政策空间？从宏观审慎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办法避免出现金融主导的现象？我们的宏观审慎工具是否会有创新，比如和其他国家都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

另外，联储的债券购买计划旨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但一些企业可能依靠它来加杠杆、分红或者回购股票，让公众为潜在的风险买单，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创新，例如规定分红不高于过去水平的企业才能参与债券采购计划。

鲍威尔：我们没有感受到关于金融主导的任何压力，财政主导等一会儿再讨论。如果金融主导是指：由于私营部门的杠杆过高，央行不愿意，甚至没有能力收紧货币政策，那我们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非金融类企业以相对较高的杠杆水平进入本轮经济衰退。但由于较低的利率水平，利息支付并没有很高。以历史标准来看，处于正常水平。我们曾预计本轮危机中，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违约率将大幅上升，但是实际并没有发生。该提高利率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提高利率。

关于宏观审慎工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没有很多随时间而变的工具。在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样的工具，但是结果并不好，很难把握好时机。我们所拥有的是贯穿周期的工具。如果要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比例使用某些工具，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弱，不是很擅长。在就像我和同事打的比喻，我们在好天气时最好修建坚固的篱笆并尝试预测飓风的走向。

我们的做法是进行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尤其是在经济景气时，要求银行有能力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中可能突然出现的巨大压力以及新冠疫情这样的意外。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法，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在经济景气时建立更强健的金融体系的，并将良好的局面保持下去。我们并不寻求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工具，毕竟他们的政治经济体系不同。我认为这种方法行之有效，大家可以看看美国银行体系的表现。当然，非金融部门的表现也不错，可圈可点，到目前为止的确是这样的。

你提到债券购买计划，我们的一级市场工具——让我们直接贷款给企业，已经于12月31日关闭。

另外我们还有二级市场工具，通过它，我们就有办法调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二级市场可以从大约800家不同发行方那里购买少量债券。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市场开始出现崩盘的迹象，我们就能够介入，并产生强大的托底效用。结果是，我们没有向任何企业提供新的信贷，没有放出任何一笔贷款。当时，我们只是在市场上从800家发行方那里购买了少量债券

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是，我们确实回避与信贷分配有关的任何事情，这是国会的职责。信贷分配需要纳入很多社会成本收益分析，这些都是重大的判断。美联储不想参与信贷分配，那是民选官员要做的，比如为重要的选区和行业提供信贷，那是民选政府的职责。

马库斯：我们继续讨论新冠疫情导致的危机。这场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明显不同。这两场危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你说新冠疫情的基本面冲击比全球金融危机大得多，但是美联储的反应也快得多，成功遏制情况进一步恶化。2008年学到的教训，哪些对我们应对新冠疫情有帮助、哪些已经过时？

鲍威尔：你说得对，从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确实大的多。不过，这两场危机有根本区别，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规模。全球金融危机根源在于经济中不可持续的失衡不断积累，最终形成房地产泡沫。

随后，资本不足的银行体系将冲击进一步放大，而不是吸收冲击，最终需要纳税人来救场买单。金融体系中的非银行部分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危机发生的时候，家庭债务水平非常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完全无法承担的住房抵押贷款。泡沫破裂时，房地产行业陷入债务泥潭，违约断供情况时有发生，复苏十分缓慢痛苦。新冠疫情截然不同，它实际上是一场自然灾害。经济表现本来不错，一下被新冠疫情击垮。

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衡问题威胁到经济的长期增长。银行业的资本状况比全球金融危机时要好得多，流动性也强得多。通过压力测试等手段，银行业对风险的认识比以前高得多。在经历多年的去杠杆之后，家庭的状况在危机开始时其实还不错。企业杠杆率很高，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真正带来的负面作用。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区别，面对新冠疫情，财政部门和货币部门的反应都非常迅速和有力，相关举措是持续性的，这非常重要。

新冠疫情带来巨大的冲击，不仅需要货币政策，也需要正确的财政政策。美联储可以恢复和维持市场功能，可以通过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但25万人、甚至30万人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必需要有强力的财政政策。我们通过CARES法案《新冠病毒援助、纾困与经济安全法案》快速地做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两场危机中，我们的反应都很迅速、很激烈，但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确实学到不少，例如要早点介入，举措必须有力、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最后，还有一项区别在于医疗政策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中，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医疗政策。我们努力控制病毒的传播，但是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同时，我们也在为治疗和最终的疫苗接种进行医学创新。存在很多差异，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吸取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些教训。

马库斯：如果没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你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那场危机带来的教训有助于你们在新冠疫情中快速作出相应？从这种意义上讲，能不能说那场危机其实是好事，有助于应对新冠疫情？

鲍威尔：这很难回答，我可不想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好事，那样将有人抓着这一点不放。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那场危机中学到的教训确实有利于应对新冠疫情。我在2012年加入美联储 ，当时美国还在应对那场危机。

在2013年、2014年、2015年，财政政策大幅收紧，而美联储则在实施第三次量化宽松（QE3）。实质性的扩表计划要更早一点。那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背上的负担，没有起到作用。虽然财政政策一开始就作出反应，但是相关措施结束得太快，没有持续下去。这就是当时的故事。

回到眼前的危机，我们有可能很快回到新冠危机之前的产出水平。或许我们能够避免人们生活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即所谓的劳动市场疤痕现象（失业的人在长期内出现反复脱离劳动市场等长期负面影响）。

许多人失去工作岗位，进而长期失去生计。如何让就业市场恢复强劲？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尽快回到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状态。2020年2月以前经济状况还不错，我认为我们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而且比预期的恢复速度更快。

马库斯：美国国债要保住全球安全资产的地位，美联储在这方面扮演什么角色？美联储推出企业债券购买计划，刚才你也间接提到。当时，该计划只是作为市场的兜底计划，随后开始自行发挥作用。在没有真正购买企业债券的情况下，该计划已经再次发挥非凡的作用。除此之外，帮助金融市场和帮助中小企业之间的区别不大。你有什么体会？

鲍威尔：我先谈谈美国国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必须符合美联储的使命，即最大限度地保持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美国国债市场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让其恢复到正常运行的状态，这对于所有相关市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正在研究监管和市场结构在国债市场中的作用，这对公众利益意义重大。就安全资产而言，我认为美联储在这方面没有正式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促进美债成为安全资产，同时也可以加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这不是我们的直接目标，但是美国肯定因此受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我们的目标是对齐的。

美联储推出企业债券购买计划，刚才你也间接提到。当时，该计划只是作为市场的兜底计划，随后开始自行发挥作用。在没有真正购买企业债券的情况下，该计划已经再次发挥非凡的作用。除此之外，帮助金融市场和帮助中小企业之间的区别不大。你有什么体会？

联储的市场兜底效应是非同寻常的。大家可能还记得亨利·保尔森在上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说过，给我一支火箭炮，这样我就能控制局面并且不使用它。但那一次确实没有生效，或许给他的火箭炮不够大。但是，这次起到了很大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做的就是消除尾部风险。

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宣布推出针对企业或社区的救助工具。但企业和社区的参与度很低，没怎么使用这些工具，这其实是成功的标志。

你提到实体经济，我们那些工具很难触达无法进入债券市场的非金融中小企业，这对美联储来说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的经验。我们是一家银行监管机构，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与银行合作，避免不良贷款。

我们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在许多情况下，小企业真正需要的是PPP项目或某种转移支付，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他们需要财政支持。对于无法运营的小企业，出路不一定是借钱。很多人宁愿不借钱，因为借钱总要偿还。

马库斯：美国的公共债务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且根据预测，在未来几年将继续飙升。这将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你对13(3) 条款怎么看？在你看来，美国该如何确保央行独立性？通过制度，还是会有其他的调整？

鲍威尔：先说公共债务和货币政策。从联邦政府层级而言，美国经济还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简单地说，债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而从原则上讲，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美国的债务水平实际上远远不到不可持续的地步。我认为，美国离财政主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高额公共债务绝不会影响货币政策。

我强烈认为，央行独立性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制度安排。世界上所有先进的经济体、民主国家都应该确保央行独立性。尽管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一点在民选代表中已经得到很好的理解。国会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明白，央行独立性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我们需要央行在整个周期中，专注于为全体美国人服务，而忽略任何政治因素。

关于13(3)条款，我简单讲一下，同时会提及协作。13(3)条款允许我们做紧急贷款，早就有明文规定。在不寻常的意外情况下，借款人无法获得贷款，私营部门的中介信息不起作用，或者被收的费率不在正常范围内。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非常积极地使用该条款，取得良好的效果。如果要对市场进行紧急干预，那么民选政府就应该以行政部门的形式参与并给予批准，这里说的行政部门就是财政部。

我们根据13(3)条款推出的所有工具都需要财政部长批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政策安排，这也是法律。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与美国财政部的合作在整个过程中非常成功。美国财政部有他们唯一的责任，那就是财政政策 。

我们没有参与这方面的磋商，也不想参与。我们在很高的层次上谈论财政政策，不参与细节。这有助于财政部掌握更全面的信息，整个体系是可行的。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也深知这样的制度安排，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也应该如此。财政部和央行有不同的权力、不同的责任，应该做好各自的工作。我们目前的体制安排是相当可行的，也不想改变现状。

马库斯：随着疫苗的出现，我们希望新冠疫情很快结束。你和你的同事说过，现在考虑退出还为时过早。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开始考虑退出。紧缩恐慌（Taper Tantrum）是应该尽量避免的。其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央行数字货币、美联储数字货币等等。有人认为，较小的国家应该先推进央行数字货币，这是一种试验。美元是全球货币，不能拿美元来冒险。基于试验结果，再为美元制定这方面的计划。我不知道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看法。

鲍威尔：我同意，现在不是谈论退出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的另一条教训是要小心不要过早退出。如果你想发出退出的信号，也不要一直提这一话题，因为市场是很敏感的。经济还远未达到我们的目标，在工作真正完成之前，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循既定框架，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你刚才提到紧缩恐慌，这就是市场对资产购买路径的真正敏感性。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并进行市场沟通。

我们尽量避免对某一路径或模型的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有些时候有路径和模型，但大多需要思考怎样进行风险管理，避免经济下行。资产购买并不是基于时间的，而是基于结果的。我们将保持非常透明的态度，我们越接近目标，透明度就越高。

退出时机成熟时，我们将让全世界都知道，将非常清楚地向公众传达。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我们没有明确的计划来推动相关事项。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数字货币一定要作对，而没必要做得很快。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方面，我们没必要走在最前面。毕竟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已经具有先发优势。

央行数字货币既有好处，也有潜在的成本，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技术让私营领域创造出数字货币。在过去，私营部门创造的钱，公众有时认为它是钱，某些时候又发现它不是钱，这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我们将仔细观察，投入大量资金，了解技术、分析政策。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竭尽全力，也会做大量的外联工作，包括民选代表在内的所有感兴趣的群体、金融领域的参与者都需要参与到这场对话中，就像我们做货币政策评审那样，让大家都参与。我们想理解这些人将面临什么样的使用场景、我们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帮助和好处。对此，我们非常坚决，一定要做，但时间线可能是几年，而不是一年。不过，既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可能的，并且私营领域已经在做，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

马库斯：最后还有一组问题，这些问题是为观众中的学者提出的。对于经济学家的研究，你有什么建议？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你认为哪些研究非常有用？

鲍威尔：我不是做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但是我非常依赖学术研究的成果。

现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很多情况都需要深入研究，也有各种各样的自然试验。我们处于非同寻常的时期，我很难想象其他时期有这么多研究机会。从短期来看，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是了解和理解危机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在危机最严重的阶段，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哪些？它们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那些不起作用的事情到底为什么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值得研究。我认为，相关研究力度会很大。从中期来看，我们希望了解失业疤痕的严重程度和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受损程度。

危机后，不同的国家为拯救劳动市场做不同的事情。问题是，什么起作用、为什么能起作用？新冠疫情过后，美国经济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将如何运作呢？

从长期来看，我想提的是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及整体经济的影响。我们在此方面的理解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当我们试图代表监管机构管理风险时，我们如何将这些纳入我们的政策、特别是监管机构的政策？需要认真思考。

马库斯：未来会怎样？我们把目光投向后疫情时代，从长远来看有什么有利因素？当

鲍威尔：在2月底结束海外之行回到美国时，我非常担心经济和社会可能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现在我们有疫苗，人们正在接种。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可能很快就回到过去的经济峰值，而且能够创造新的记录。我们曾经担心中低收入人群遭受严重的伤害，这或许可以避免。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失业率仍然很高。

随着今年晚些时候服务经济的重新开放，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因此，我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很乐观。新冠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但是，随着疫苗的推出，形势得到控制，我们有很多理由对美国经济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