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产业升级和迭代成为了深圳必需的一道关卡

2001年1月，曾印从冰天雪地的新疆来到温暖的深圳，参加中兴为期一月的新员工培训。

“一下车，就看到蓝天白云，穿着皮鞋在外面走一天，都不用重新擦蜡”，深圳给曾印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刚辞去教师的工作，从体制内投身企业。三年后，他随新工作南下深圳定居。

从1980年深圳特区建立起，许多内陆地区的年轻人奔向深圳淘金。曾印是2000年初跳出体制、下海深圳的高知分子之一。

这股深圳移民潮持续至今。

从位于后海灯火通明的办公楼下班后，辰逸回家只需要半个小时。这与他此前在北京的通勤距离简直是天上地下。

去年，辰逸辞掉了在北京八年的媒体工作，选择来到深圳定居，妻子和小孩都暂时留在了北京。

“好多朋友都从北京来了深圳。”辰逸说。让他们离开的原因雷同，北京的雾霾天气、生活质量低、尤其是严苛的落户政策，让这群三十而已的年轻人在盘算未来的时候渐渐失去斗志。

辰逸是北漂转深漂大潮的一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人口增速从2016年开始急剧降低，到2017年、2018年都呈负增长。过去一年，北京减少了0.6万人，而深圳新增41.22万人。

三十而立：从代工厂到硬件天堂

“这种感觉有如深圳市政府门前的那头老牛，拼命向前拉，拉的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树墩——恐怕雕塑者没有想到，这座暗含深圳精神的“孺子牛”雕塑竟然成了今日深圳心态的真实写照。”

2002年，深圳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

11月，人民网和新华网发表的一篇近2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文中洋洋洒洒提到了深圳的发展史，指出深圳过去的惊人发展更多是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本身缺少城市的长远战略规划。“空心化”的深圳走到衰落的拐角。

曾印记得，当时这篇文章影响力很大，在民间和政府官员间广为传播。彼时深圳市市长甚至找到作者，与其做了两小时的观点交换。

深圳特区建立前十年，依靠优惠贴补政策，在“三来一补”模式 （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下吸引大量港资外资在深建工厂。

大量的彼时玩具、电子电路、服装衣服加工厂以极低的运营成本聚集起来，深圳一时成为了中国最“新”的城市。援引深圳因特虎智库数据，到1993年，石岩上屋怡高厂所在的宝安区拥有3400家三来一补工厂，全年工缴费（加工厂的加工费收入）总计2.2亿美元。

东升摄，1986年，深圳电子厂女工在流水线上

不过，低端制造的代工厂始终处在产业链末尾，工厂利润低下。而且，1997年金融危机后，毗邻深圳的香港受挫，这也让当时的深圳投资、出口受到牵制。

进入2000年，随着各地改革改制，吸引外资的政策蜂拥而出；同时中国加入WTO，与世界接轨，深圳作“窗口”的角色也变得有些尴尬，深圳依靠“三来一补”政策聚集起的低端制造业红利已经走到了尽头。

产业升级和迭代成为了深圳必需的一道关卡。

在2004年，深圳市委政府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决定》， 2006年深圳市委政府的1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市政府开始为这个城市寻找自己的路。

此后，关于创新的呼声没掉下去过，针对各行业的资金补助、研发扶持、补贴的配套政策一批批落到实处。

“那时候政府最先着急了。出来了一批鼓励研发的政策，专门扶持企业创新项目，而且深圳政府从不偏心国企。”曾印对此印象深刻。“我自己也就去申请过，参加过政府答辩，他们效率非常高，进去对组委会回答问题，之后面试结果全部公示。”

在曾印看来，现在深圳之所以成为世界科技硬件重镇地，源于政府后期的重视与引导，也源于前期长达几十年的沉淀。精细化而完备的产业链让深圳能够高效承接科技制造业。

2019年，受到制裁事件影响，曾印所在部门不得不解散，他也离开了中兴通讯，他和从前的同事们重新创业，继续的是老本行，“属于换汤不换药。”

曾印企业面向专业客户生产的通讯设备，大多是按需求定制，而且算是相对细分的一类软件，但是依托深圳发达的产业链，一切仍是轻车熟路。

底盘与驱动力

在深南大道两侧林立的大楼里，TCL、中兴、联想等企业的招牌十分显眼，在这其中，只有腾讯是互联网企业，而腾讯最初的业务也不是互联网，而是寻呼机。

深圳没有互联网基因，它的基础是硬件制造业。

曾印见证了中兴通讯和华为如何引领中国的通讯行业从模仿、紧随到超越国外技术。

他回忆，华为、中兴等头部企业汇集深圳，也带动了周边城市产业链的完善，深圳关外、东莞、惠州等产业链高度发达，精细化程度高。

“在这里，随便一个扫地阿姨都能给你组装出一部手机”，这虽是句玩笑话，却是华强北的真实写照。这里的柜台老板告诉锌财经，“能买到任何你需要的元器件，就算买不到，我们也能一夜之间帮你生产出来”，华强北是深圳在电子元器件产业中长出来的“特别现象”。

1988年，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市场开业，就吸附了附近众多电子企业的优势，吸引了从全国乃至海外的工程师，毕竟，这里总能找到最新最全的元器件。十余年发展，华强北被赋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赛格电子商场，2003年

深圳的硬件制造大多都像华强北这样集群存在，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让厂商快速找到原材料，缩短生产链条，提高利润。这种成熟的模式吸引了众多硬件创业者。

硬件创投机构Haxlr8r选择在深圳落户，也是为了方便其投资的创业者能快速找到工厂，做出原型产品，再去硅谷游说投资人。

其创始人兼CEO Cyril Ebersweiler曾提到，深圳真的是什么都有，从设计师、机械师、代工厂、零部件销售商……想要什么，都可以找到。

如果说硬件制造是深圳的底盘，那么，民营经济则是深圳的自驱动力。

1986年，深圳市政府要在国营企业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王石决定抓住让万科得以自主经营的机会。经过一番角力，1988年12月，万科终于摆脱国营的“如来神掌”，股改方案获得通过。

由于地处深圳，万科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幸运儿。深圳有相当多的知名企业，包括华为、平安、金蝶等，都创立于1988年，绝非偶然。此后，民营力量成为深圳经济活跃的内驱动力，放眼全国，这是独此一份的特例。

有行业人士认为，北京的经济底盘是靠国有经济撑起大梁，阶级利益固化，许多生意要依靠政治资源、人脉，拿到牌照后就一本万利。而深圳民营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独特的政策与资本环境。

“这几年经济大盘萧条，但深圳没有太受影响，归因是它强大的内驱力与活力”，曾印告诉锌财经。

“疫情期间，深圳只停了两个月，到了三月份就已经开始恢复运转了。不像那些依靠外贸加工厂，没有订单就无法生产”。经历了高度市场化教育和自我变革，深圳的产业经济学会了自驱运转。

不过，成熟的产业经济自转，也给后来者立起了极高的门槛。

曾印也感叹道，在深圳创业，硬件领域内，刚毕业的年轻人几乎是做起不来的，至少要有七八年的积淀或者在软件技术上有超人的地方。

而且，此时，创业已经与前几代赤手打拼的前辈们不同，几乎所有赛道都已有巨头的身影，留给创业者的机会不多了。

创业红与黑

吴桂华见证了创业赛道的逐渐缩窄。

90年代末，中专毕业的吴桂华跟随第二波移民潮来到深圳。当时，香港制造业北迁，深圳及周边城市建起了许多代工厂，吸引了大批中国农村的劳动力。

通过老乡介绍，进了一家厨电销售店做店员。他凭着潮汕人好拼精神和机敏劲白手起家，从挨家挨户做销售，到成为区域高管，在深圳一点点攒下资源、门路和原始资本。

十多年下来，吴桂华创立了一个小厨电品牌。鼎盛时期，门店开到40多家。依托深圳成熟的加工产业链，吴桂华自定产品标准，在深圳找工厂代工；小部分买断小型生产线，自己设计自己加工。

2010年前后，头部企业的垄断效应越来越明显，小品牌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吴桂华公司的线下渠道压力越来越大，加之他摸索出了一点电商门道，感觉到转型风口来了，于是狠心把厂子、门店全部卖掉，全面转为电商代运营。

在吴桂华看来，最早期来到深圳，能够靠着渠道占山为王，但是第二波、第三波来到深圳的创业者，再难吃到渠道红利了。

“后面挣到钱的都是有技术的人，你想要仅仅靠渠道一直吃红利下去，在深圳这种城市是不行的。它变得太快了。”

图源网络 

辰逸与陈鲁是新一批的深圳移民。与前人的淘金不同，他们来深圳是权衡之后的选择。

在去年来深圳之前，辰逸在北京干了八年媒体。或许是因为离互联网企业更近，见识过风口的膨胀，更以及潮落后满地的荒唐。他打心眼里对于北京的那种互联网企业模式充满质疑。

“创业者手里拿着一个商业模式，去找投资人投钱，然后烧钱圈用户，几轮下来拉升估值，捧到上市，然后投资人创始人一起拿钱退出。你说这种企业最后给社会能带来什么吗？”辰逸问道。

来到深圳后，辰逸也离开了媒体。他对深圳很有好感，这边的企业创业大多都是自己真金白银砸进去，一点点打拼出来的，“这才是实业兴邦。”

陈鲁来到深圳的时间更早，在2015年来深创业，辰逸对深圳的感知他大致同意。“深圳很务实，创业非常看重投资回报，走烧钱模式的公司在深圳很难走起来。”

相对北京来说，深圳创业也更加容易，毕竟在北京人脉、圈层已经非常稳定，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可能没什么防备。只要你说能赚钱，大家都愿意听你说。”

不过这并不代表深圳不会出现盲目追赶风口的现象。陈鲁认为，深圳有股投机主义气质，只要哪里说能挣钱，大家就一窝蜂赶过去赚钱，非技术创业公司在深圳很难融到资。

陈鲁觉得深圳相比北京缺乏思潮上的创新，“太强调当下和实用，很难出现真正有影响力、真正变革模式的企业。”

陈鲁的结论已经有过先声。

有人列举过，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小巨头里，美团、滴滴、字节跳动都在北京，而上海出现了拼多多、小红书；唯有深圳显得冷清许多。

根据胡润研究院2020年全球独角兽的榜单，北京位列全球第一，有93家，上海位列全球第三，有47家；深圳位列全球第五，数量上远远落后，仅20家。

归属感

“来了就是深圳人”，然而，要在深圳找到归属感并不容易。

由于极高的产业门槛，大多数创业者没能站上经济舞台，而更多数的人只是成为产业运转中的螺丝钉。

曾印回忆，随着南下打工潮来的人大多没想过扎根深圳，都是想着挣点钱回老家，“2000年，就算是在科技园这些商业区，一到了晚上十点，大家都不太敢独自出门，抢劫案件不时发生。”

“当时深圳房价很低，但谁想过在这里买房，想的都是挣到钱后回家。”曾印提起，来到深圳时前途未卜，只是想着跳出体制，投入新世界。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的选择少得可怜，只有“奋不顾身投入时代洪流”的勇敢和理想主义。

城市与人的疏离感持续至今。

辰逸是深圳的“新移民”，他们选择城市和职业道路上无比谨慎、精打细算，巨大的城市压力下，选择成本似乎变得极其昂贵。走错一步路，都令人抖三抖。

“辰逸们”选择深圳的原因高度雷同：北京的户口政策直接逼走了他们，综合考虑发展机遇、成长环境、生活质量，深圳就成了退一步的选择。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人逐渐成为精密运转的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承受巨大压力，设法做出自己人生的最优解。

辰逸的一句话更加真实，虽然从心底里排斥互联网模式，赞同实业兴邦，但他在换工作时也留了两手准备，“如果有互联网公司给我更高薪的工作，我还是会去的。”

南山科技园

炎热八月，深圳的空气中夹带着海的潮湿气味。

晚上九点，高新园的高楼仍然亮着灯，每盏灯下的个体都在书写不同版本的来深故事，他们共享这个城市的环境、资源，也共同感受着城市快进与时代倾泻的压力与焦虑。

城市与人相互选择与塑造。

四十年，一代代移民南下，与深圳相互作用。1979年末，深圳常居人口有31万，到2019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343万人，深圳的GDP也由1979年的1.96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2.6万亿元，超越了隔壁城市香港，跻身亚洲经济前五。

人口学历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受产业升级的影响，深圳新增人口学历结构也在提升。成立之初，深圳31万人中仅有4000人以上是初中学历；而在2008年，大专以上或中级职称人才占比达到10%；到2018年，深圳全年新增49万人，其中应届大学生和各类人才占比达六成。

脱胎于社会阶层急剧流动的80年代，风云变化的市场经济催生了深圳许多财富神话。年至四十，深圳气质日渐沉稳，创富故事成了往昔的神话。

然而，深圳仍是年轻移民者的心之所往。相比之下，经过40年市场经济的熏陶，深圳比其他一线城市更具备平民的务实气质，这种气质让后来者看到得以脱身螺丝钉系统，获得跃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