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神：DAO不能学公司治理 去中心化比独裁高效更重要

以太坊共同创办人Vitalik Buterin(V神)今(20)发表了新文章《DAO不是公司：自治组织的去中心化很重要》，文中提到由董事会、执行长等治理结构组成的传统公司，经过数百年演变，能有效做出正确决策和创造股东价值，但V神认为这在分散式自治组织(DAO)中是行不通的。

以下为编译全文：

最近，关于高度去中心化的DAO行不通的观点有很多讨论，包括DAO治理为了保持竞争力，应该开始贴近诸如传统公司的治理方式。

论点总是相似的：高度去中心化的治理效率低下，由董事会、执行长等组成的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断优化，达成能做出正确决策和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目标。

DAO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地假设去中心化的平等主义可以超越这一点，而在传统企业部门里这这样做，充其量只能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这篇文章将论证为什么这个立场经常是错误的，并提供一个不同的、更详细的观点来说明不同类型的去中心化在哪些方面很重要。我将特别重点关注去中心化非常重要的三种情况：

权力下放可以在凹形环境中做出更好的决策，在这种环境中，多元化甚至幼稚的妥协形式平均值，可能优于集中化带来的一致性和关注点。

抗审查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式需要在抵抗强大外部参与者攻击的同时继续运行。

去中心化有可信的公平性：DAO在应用程式中承担类似国家的功能，如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因此可预测性、稳健性和中立性等特征的价值高于效率。

集权是凸形的，分权是凹形的

见原文：https://vitalik.ca/general/2020/11/08/concave.html

对需要做出的决策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是查看它们是「凸的」还是「凹的」。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首先不会考虑A与B本身的问题，而是考虑一个更高阶的问题：你宁愿在A和B之间妥协还是抛硬币？在预期效率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图表来表达这种区别：

如果一个决定是凹的，我们宁愿妥协，如果它是凸的，我们宁愿掷硬币。通常，与我们回答A与B本身的低阶问题相比，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回答妥协、或抛硬币是否更好的高阶问题。

凸形决策的示例包括：

流行疾病应对措施：100%的旅行禁令可能有助于将病毒拒之门外，0%的旅行禁令不能阻止病毒，但至少不会给人们带来不便，但发布50%或90%的旅行禁令，则是无法阻止病毒传播，又替人造成移动不便，两头皆空。

军事策略：进攻A侧可能有道理，进攻B侧也可能有道理，但是将你的军队分成两半并进攻，只是意味着敌人可以轻松地分别对付各半军力。

加密协议中的技术选择：使用技术A可能有意义，使用技术B也可能有意义，但两者之间的混合做法，往往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复杂性，甚至增加两者相互干扰的风险。

凹形决策的例子包括：

司法判决：两个独立选择的判断之间的平均值，可能比两个判断之一的随机选择更公平的，而这个中间值不太可能是完全荒谬的。

公共财资金：通常，给两个有前途的项目各提供X美元，比起给其中一个2X美元，而不给另一个更有效。与从$X到$2X相比，只要拥有资金，对项目实现其使命的能力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税率：由于二次方无谓损失机制，X%的税率通常只有2X%的税率的四分之一有害，同时在增加营收方面，也有一半以上的效果。因此，适度的税率，比起低税率/无税率和高税两者之间的丢硬币抉择要好。

当决策是凸的时，分散决策很容易导致混乱和低品质的妥协。另一方面，当决策不明确时，依靠群众的智慧可以给出更好的答案。在这些情况下，将大量不同意见，输入用于决策的类DAO结构则非常有意义。事实上，将世界视为总体上像是「凹形」的人，更有可能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看到去中心化的必要性。

VitaDAO和乌克兰DAO是否应该成为DAO？

许多最近的DAO与早期的DAO(如MakerDAO)不同，因为早期的DAO是围绕提供链上基础设施组织的，而较新的DAO则是围绕执行特定主题的各种任务而组织的。VitaDAO就是一个资助早期长寿研究的DAO，UkraineDAO则是一个DAO组织和资助与帮助乌克兰战争受害者和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作有关的工作。这些项目成为DAO有意义吗？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乌克兰DAO本身的内部运作来获得一个可能的答案。典型的DAO倾向于通过将大量资金聚集到一个池中，并使用代币持有者投票，来为每个提案分配提供资金，如此的「去中心化」。

另一方面，UkraineDAO通过将不同工作拆分为许多pod(荚)来运作，每个pod都尽可能独立地工作。顶层治理可以创建新的pod(原则上，治理也可以为pod提供资金，尽管到目前为止，资金只流向了与乌克兰相关的外部组织)，但是一旦创建了一个pod并赋予了资源，pod的功能主要取决于自身。在内部，各个pod确实有领导者，并以更集中的方式运作，尽管它们仍然试图尊重个人自治的精神。

一个自然浮现的问题可能是：这种「DAO」不就是对传统的多层等级概念，进行了重新命名吗？我会说这取决于实作情况：当然可以采用这个模板，并将其变成具有威权阶层的组织，就像典型的大公司一样，但也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模板。

有助于确保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组织，实际做到有意义的去中心化的两件事包括：

真正高度自治的pod，其中pod接受来自核心的资源，如果他们想继续获得这些资源，偶尔会重新检视合作关系和权限，但依旧完全自主行动，不从核心层接受命令。

高度去中心化和多样化的核心治理。这不需要「治理代币」，但确实需要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核心参与。通常，广泛和多样化的参与是对效率的巨大负担。但是如果满足上述的(1)，那么pod就是高度自治的，并且核心只需做出更少的决策，那么顶层治理效率较低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小。

现在，这如何适应「凸形与凹型」框架？在这里，答案大致如下：(更分散的)顶层管理层是凹型的，(每个pod内更集中的)底层是凸形的。

给一个pod「X」资金，通常比给它0元和给它2X美元的两元答案之一更好，并且不会因为妥协或决策的「不一致」哲学问题而造成很大损失。但在每个单独的pod中，有一个明确的、固执己见的领导观点来做决策，并能坚持众人的协同性更为重要。

权力下放和审查阻力

加密货币需要去中心化最常被众人提起的原因，正是抗审查，DAO或协议需要能够承受外部攻击(包括来自大型公司甚至国家)的情况下持续运行并保护自己。这已被公开详细讨论过，因此无需赘述，但仍有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

今天有很多人使用的两个最成功的抗审查服务，是The Pirate Bay和Sci-Hub。Pirate Bay是一个混合系统：它是BitTorrent的搜索引擎，它是一个高度分散的网络，但搜索引擎本身是中心化的。它有一个小型核心团队，致力于保持它的运行，它利用打鼹鼠策略来保护自己：当锤子落下时，躲开并重新出现在其他地方。Pirate Bay和Sci-Hub都经常更换域名，依靠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优势，并使用各种其他技术。这种策略是中心化的，但让他们都成功在防御和产品改进方面取得灵活度。

DAO则不像The Pirate Bay和Sci-Hub；DAO的行为类似于BitTorrent。BitTorrent确实需要去中心化是有原因的：它不仅需要抗审查，还需要保持长期投入性和可靠性。如果BitTorrent每年关闭一次，并要求其所有发布种子的原档持有人和用户切换到新的服务商，整个服务品质将迅速下滑。

要求抗审查的DAO也应该属于同一类别：它们应该提供的服务不仅要能永远规避审查，还要单纯的避免不稳定和被破坏。MakerDAO(和Reflexer DAO管理着RAI)就是很好的例子。运行分散式搜索引擎的DAO可能无法做到：您可以构建一个一般的搜索引擎，并使用Sci-Hub风格的技术来确保其生存。

去中心化是可信的公平

有时，DAO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抵抗国家，而是需要承担国家的某些职能。这通常涉及可以被描述为「维护基本基础设施」的任务。由于政府监督DAO的能力较弱，因此DAO的结构需要具备更大的自我监督能力。这需要去中心化。

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平等，以及决策权不平等之类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做到30%呢？

想想这三个激励人心的例子：算法稳定币、Kleros法院和Optimism追溯融资机制。

算法稳定币DAO是一个使用链上金融合约创建加密资产的系统，其价格追踪一些稳定的指数，通常但不一定是美元。

Kleros是一个「去中心化法院」：一个DAO，其功能是对仲裁问题做出裁决，例如「这个Github提出的方案能拿到链上赏金吗?」

Optimism的追溯融资机制是Optimism DAO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奖励为以太坊和Optimism生态提供价值的项目。

在这三种情况下，都需要做出主观判断，而这不能通过一段链上程式码自动完成。在第一种情况下，目标只是对某些价格指数进行合理准确的测量。如果稳定币追踪美元，那么您只需要ETH/USD价格。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其他美元贬值的原因，稳定币DAO可能需要管理可信赖的链上CPI计算。

Kleros对提交给它的任何问题，做出不可回避的主观判断，包括应该因为「不道德」而拒绝提交的问题。

Optimism追溯资金的任务，是最开放的主观问题之一：哪些项目对以太坊和Optimism生态系统最有帮助?

这三个案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治理」，而且治理也相当稳健。在所有可能情况下，无论是从外部还是内部，治理都是可攻击的，很容易导致非常大的问题。最后，治理不仅需要稳健，还需要说服广大且缺乏信任的公众，相信它是稳健的。

算法稳定币依赖预言机。为了让链上智能合约知道把DAI的价值定位为0.005ETH、或是0.0005ETH，它需要一些机制来学习ETH/USD的(链外)价格是。事实上，「预言机」是算法稳定币被攻击的主要地方。

这导致了一个安全难题：算法稳定币不能安全地持有更多的抵押品，因此不能发行比其投机性代币(例如MKR、FLX……)的市值更多的代币，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可能操作成用市值一半的投机代币来从用户那里窃取资金，拿这些代币来控制预言机，并通过提供预言机错误价值并导致清算。

稳定币预言机的一种可能的替代设计是：添加一个间接层。引用ethresear.ch的贴文内容：我们建立了一个有13个「供应商」的合约;查询的答案是这些供应者送回的答案的中位数。每周都会进行一次投票，预言机代币持有者可以更换其中一个供应商…安全模型很简单：如果你信任投票机制，你就可以信任预言机的输出答案，除非7个供应商同时被破坏。如果您信任当前的一组预言机供应商，您至少可以在接下来的六周内信任输出数据，即使您完全不信任投票机制。因此，如果投票机制被破坏，任何依赖预言机的应用程序的参与者，都有时间顺序能退出。

请注意该提案的非公司性质。它涉及剥夺治理快速行动的能力，并有意将预言机责任分散到大量参与者中。这是有价值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让外人更难攻击预言机，也让新的持币者更难迅速接管预言机的控制权。其次，它使预言机参与者自身更难串通以攻击系统。它还减轻了预言机可提取价值，其中单个供应商可能故意延迟发布，个人从清算中获利(在多个供应商系统中，如果一个供应商不立即发布，其他供应商很快就会发布)。

Kleros的公平制度

「去中心化法庭」系统Kleros是以太坊生态中，真正有价值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人类证明使用它，各种「智能合约错误保险」产品使用它，许多其他项目将其作为某种「最后的裁决」。

近期，平台的决策是否公平，引发了一些公众的担忧。一些参与者提出了案例，试图从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保险平台索赔。也许这些案例中最著名的是Mizu对案例#1170的报告。该案从一个轻微的语言解释争议，演变为更广泛的丑闻，因为有人指责Kleros本身的内部人员努力投入大量代币，来推动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

辩论的参与者写道：法院基于(代币)激励的决策过程……显然都被一个在法院拥有非常大(25%)投票权的开发人员破坏了。

当然，这只是广泛辩论中的一个问题中的一方面，自然由Kleros社群决定谁对谁错，以及如何回应。但是，从这个独立案例来看，像Kleros这样的东西的整个价值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够让公众相信它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而非受到中心化的操纵。对于像Kleros这样的东西值得信任，似乎有必要在高级法院中，不应该有一个人拥有25%的投票权。无论是通过更广泛分布的代币供应，还是通过更多非代币驱动的治理，更可信的去中心化治理形式可以帮助Kleros完全避免此类担忧。

Optimism的回溯资金

Optimism的追溯创始首轮融资结果是由24位「徽章持有者」通过二次投票选出的。第2轮可能会招集更多的徽章持有者，最终目标是转移到一个由更多公民控制追溯资金分配的系统，可能通过一些涉及抽签、小组委员会和/或授权的多层机制。

关于是否拥有更多与更少的「公民」(能投票的成员)存在一些内部辩论：「公民」是否真的意味着更接近「参议员」？一位深入了解Optimism生态的专业贡献者，是否应该和一个只是参与了Optimism生态的一般人有同等的投票权，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朝着更多公民的方向发展，通过第二层委托解决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不是在治理协议中加入神圣的中心化。我的立场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内线交易和自我交易问题的可能性。

Optimism追溯融资机制一直和预期投机生态系相结合：现在需要资金的公益项目可以出售「项目代币」，任何购买项目代币的人都有资格在以后获得大笔追溯资助的补偿。但这种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关键取决于追溯资金部分是否正常运作，并且很容易受到追溯资金机制损坏的影响。一些攻击的例子像：

如果某些人已经决定了要对某个项目投下什么票，他们可以在发布决定之前购买(或者如果定价过高，则做空)其项目代币。

如果某些人知道他们稍后会对某个特定项目进行投票，他们可以提前购买项目代币，然后故意投票支持它，即使该项目实际上不值得资助。

资金决策者可以接受来自项目的贿赂。

通常有三种方法可以处理此类贪腐和内线交易问题：

追溯惩罚恶意决策者。

主动过滤更高水准的决策者。

添加更多决策者。

企业界通常将重点放在前两个上，首先使用财务监督和明智的惩罚，第二则是使用面谈和背景调查。去中心化世界使用此类工具的机会较少：项目代币可能是匿名交易，DAO对外部司法系统的调阅权充其量是有限的，项目的远端和线上性质，以及对全球包容性的渴望，使其更难做到背景调查和人格特质的「征信测验」。因此，去中心化世界需更加重视第三种技术：将决策权分配给更多的决策者，这样每个决策者的权力就会减少，因此串通将更容易被举报和揭露。

DAO应该从公司治理或政治学中学习更多吗？

美国哲学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的主要「大方向思想」，是公司比政府更有效和优化，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让政府看起来更像公司(例如，远离民主并更接近君主制)来改善政府，Yarvin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他认为如何设计DAO治理的想法。毫无疑问的，他的回答涉及借鉴传统公司治理的理念。从文章的引言来看：相反，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英美的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基本设计基本保持不变——持反对意见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争辩说，工业革命实际上可能是一场企业革命。如果股份制设计不是最优秀的，我们可以预期它几乎是最优秀的。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组织之间存在分类差异——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一阶(君主制的)和二阶(契约的)组织——似乎现今的社会中有非常有效的二阶组织，但没有非常有效的一阶组织。因此，我们可能对二阶组织了解得更多。因此，在设计DAO时，我们应该从公司治理中学习，而不是政治学。

Yarvin的帖子非常正确地确定了「一阶」(君主制)和「二阶」(契约)组织之间的主要区别——事实上，这种确切的区别正是我之前提过的可计算的公平性。然而，Yarvin的文章很快就犯了一个又大又令人惊讶的错误，他立即转而说公司治理是DAO良好运作的起点，这个错误令人惊讶，因为这种逻辑似乎几乎直接暗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DAO没有高于它们的主权，并且通常明确的从事专为君主拥有(如货币和仲裁)的业务，DAO要学习的地方应该是为君主主权而设计的政治学，而不是公司治理。

值得称赞的是，他文章中第二部分提倡一种「沙漏」模型，该模型结合了分散的队列、问责层以及集中的管理和执行层，但这已经承认DAO设计至少需要结合一阶组织与二阶组织。

主权者效率低下而公司效率高的原因与论述，可以证明很多事情，但这与抽象群论可以证明的事情要少得多的原因相同：公司组织治理失败更少，完成更多事情，因为它们可以做出更多假设、并拥有更强大的工具。如果需要，公司可以指望当地的主权国家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并提供他们可以依靠的外部法律制度来稳定他们的激励结构。另一方面，在主权国家中，最大的挑战通常是当激励结构受到攻击和/或面临完全崩溃的风险时该怎么办，国家外面没有一只传说巨兽随时等着当后援。

为君主主权设计一套成功的治理系统，最大问题可能是SamoBurja所说的「继承问题」：当系统从由一组人管理到另一组人退休时，如何确保系统的连续性。Burja写道，公司通常根本不解决问题：硅谷热衷于「颠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公司等离散机构中仍未解决的继任问题。

DAO最终需要解决继承问题(事实上，鉴于加密圈早期用户「致富和退休」绝对不罕见，一些DAO已经必须处理继承问题)。君主制和类似公司的形式往往很难解决继承问题，因为制度结构与特定人的习惯紧密相连，要么难以交接，要么风险过高为此将继任给谁而争论不休。民主等更分散的政治形式，至少有一个关于如何平稳过渡的理论。因此，我认为，出于这个原因，DAO需要从更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学学派中学习，而不是从公司治理中学习。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DAO必须完成特定的复杂任务，使用类似公司的形式来完成这些任务可能是个好主意。此外，DAO需要处理意外的不确定性。一个旨在支持稳定和不变的方式运行的系统，当面临这些情况的极端和意外变化时，确实需要某种勇敢的领导者来协调响应。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稳定币如何处理美元崩盘：当一个稳定币DAO仅是追踪美元，突然面临一个美元不再值钱的世界时，又该追踪什么资产，并且需要快速切换到追踪某种CPI(物价指数)?

如果美元不再是可行的参考资产，RAI生态中追踪资产将过渡到基于CPI的制度

在这里，受公司治理启发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更好，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模式来应对这样的问题：创始人组织了一个支点。但事实证明，政治制度的历史也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合这种情况的模式，并且涵盖了危机结束后如何回到分权模式的问题：罗马共和国的选举制，会为了应对危机而临时任命独裁者。

实际上，我们可能只需要少数看起来更像是源自政治学，而非公司治理结构的DAO。但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稳定币不需要高效;它首先必须是稳定和分散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法院也类似。一个为特定事业引导资金的系统——无论是Optimism追溯资金、VitaDAO、UkraineDAO还是其他——正在为一个比利润最大化更复杂的目的进行优化，因此需要一个除股东利润之外的协调解决方案，来确保它维持将资金用于预期目的。

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加密货币世界中，最多组织也将成为「契约的」二阶组织，最终依靠这些一阶组织巨头获得支持，而对于这些组织来说，简单以领导者驱动的形式，强调敏捷性的治理通常是有意义的。但这不应该导向误解这个事实，即没有一些非公司的分散形式保持整个事物的稳定，整个生态将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