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3.0的“变”与“常”：一项未竟的事业

引言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Web3.0的“变”与“常”：一项未竟的事业》，这篇演讲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因为我也只是一个Web3.0的初学者，仅仅依靠着自己的专业背景与读过的几本书谈一谈自己的思考，并不全面，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与指正。

在5月20号的EthShanghai峰会上，姚翔老师与几位嘉宾围绕着“人之境遇：Web3.0的塑与变”展开讨论。那么，结合原语里弄四月共读的这四本书，我认为Crypto与Web3.0当中还存在一些“不变”的因素，这是常为人所忽略的。“变”的东西老生常谈，譬如我们经常听到“区块链革命”、“Web3.0革命”的表述，当然我自己也认为这的确是一场革命。不过，“革命”往往造成一种断裂乃至对立的意识，造成“革命”具有不可质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不变”的视角，因为“不变”的东西会帮助我们“祛魅”，认识“变”的起源、动机与过程，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对Web3.0重新赋魅，更好地驱动Web3.0的发展。

有鉴于此，我首先将简要介绍Web3.0的“变”，接着讨论Web3.0“不变”的体现，最后结合Web1.0到Web2.0的滑坡，讨论Web3.0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

一、Web3.0的“变”：与传统有别的替代性方案

何为“革命”？

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革命？在此，我引用1903年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畅销海内外的《革命军》中的表述来介绍“革命”的内涵：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1903年，邹容《革命军》

在《革命军》一文中，邹容表示自己曾熟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史》与《美国独立宣言》，故而其对“革命”的理解是基于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在邹容对”革命“的定义中，可以发现革命是“进化论”（天演）思想的社会性延伸，它意味着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新的要取代旧的），公平的要取代腐败的，文明的要取代野蛮的，再看看“除奴隶而为主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地熟悉，颇有一种“主权个人”的意涵，只是主客体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它将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引领时代、永恒加速，“革命”带来的“变”是割裂的与对立的，它一定要革过去的命，因为过去被塑造为“革命”的对立面。

Web3.0革命

至于Web3.0，作为一场公认的“革命”，它的“变”或者说众人眼中的“变”同样塑造了一些对立面。譬如，

（1）比特币是为了应对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美元霸权，从而超越与消解民族国家（Nation3），同时它还通过ECDSA算法解决了现代社会（信息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信任问题；

（2）比特币之后，大家意识到价值是可以在万维网上流动与转移的，DeFi、NFT与GameFi的概念、协议与产品则完成了Web2.0无法完成的事业；

（3）零知识证明（ZK）等密码学技术的日益成熟也为隐私与信任问题提供了新的实验空间；

（4）PoS质押挖矿、DeFi流动性挖矿、非对称加密进一步发展出各种X to earn模式，它们展示了Web3.0是如何解决了Web2.0痛点的：将数据所有权还给用户，并为用户赋能；

（5）DAO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公司制度、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治理与协作，大大提高人类协同工作效率，The DAO、ConsitutionDAO等等DAO社会实验不断用全新的思维解决现代社会既有的治理困境；

（6）Metaverse将使人们有机会在赛博空间中达到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与人类社交范式的变革，享受着Crypto底层技术与治理带来的种种便利……

无论如何，Web3.0确确实实是在革传统金融、民族国家、公司制度、Web2.0、传统生产关系的命，并且提出了革命后的替代性方案。技术进步与思维范式带来的“变”肉眼可见，这也是Crypto与Web3.0迷人之处。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对Web3.0的“变”比我理解得更加透彻，在此我也就不浪费时间赘述了。

二、起源即目标：Web3.0的“不变”

起源即目标。——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

何为革命？——另一种解释

让我们同样从“革命”说起，如前节所述，在启蒙现代性（进步史观）的指引下，“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然而，笔者将介绍关于“革命”的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与思考维度，这便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性批判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补遗）》中的表述：

“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也就是，人类——拉动紧急刹车的尝试。”

本雅明认为，现代性时间（启蒙现代性的进步时间观）借助数学和技术的扩张制造出“一种均质而空洞时间的进步概念”，现代世界（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等等）正是在这种普遍、均质而空洞的时间中前进，而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抛弃与遗忘过去，使人类越来越远离“起源”。“革命”的到来则是乘坐火车的人类紧急刹车的一次停顿，此时历史将从自身内部延展向下（而非线性地前进）进入一种“弥赛亚时间”，弥赛亚是耶稣基督的另一种称谓，弥赛亚的到来意味着乌托邦的到来、永恒的救赎与解放以及历史的终结。

然而，在本雅明的哲学思想中，弥赛亚时间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只是历史将在弥赛亚时间中被延展成前史和后史，过去和未来的张力缩减至“当下”，它们相遇但并不重合，而弥赛亚时间作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停顿，它停顿在“当下”，并使得过去与当下在这个时间内部相互渗透，从而“缔结一种新的契约关系”。换言之，我们通过记忆将过去拉入当下的危机之中，由于过去在“现代”的忽视之下已成一堆碎片，而弥赛亚将修复过去，当“革命”的停顿将当下的要求寄托在“过去”之上时，也意味着“当下”释放了“过去”的乌托邦。

长篇大论至此，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核心观点，即现代世界无比地糟糕，因此会有革命的诞生，而革命则通过修复“起源”的记忆碎片作为目标、理想与乌托邦，并调用过去与传统的资源以应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危机。换言之，革命与过去紧密联系。譬如，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共产革命之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亟需确立自身的民族意识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其做法之一就是搜集与保护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譬如，法国大革命的指示：

这些必须用于教育的物品，其中有大量属于被压制的机构，值得祖国真正的朋友们关注。它们将在图书馆、博物馆、橱柜和共和国拥有权利的收藏品中找到；在装配我们所需的最必要的工具的工场中找到；在由艺术杰作装饰的宫殿和寺庙中找到；在所有有纪念物的地方找到；最后，在所有地方，过去的教训，强烈的印记，可以被我们的世纪所收集，它将知道如何用新的一页把它们传递给后人的记忆[...]。

——1794年，《关于在共和国所有地区清点和保存所有可用于艺术、科学和教育的物品的指示》（艺术临时委员会，国家公约公共教育委员会，共和国第二年）。

起源即目标：Web3.0的本体论

Web3.0革命同样如此，并且也应当如此。想想我们在Web2.0时代遇到的危机：网络极权、社会性死亡、隐私泄露……《码书：编码与解码的战争》、《计算机：一部历史》、《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与《编织万维网》这四本书将带领我们回到Web1.0之前与当时的时代，给我们展示Web3.0核心价值观的早期起源，同时这也是Web3.0的目标。

（1）隐私（Privacy）

众所周知，Taproot升级之前的比特币具有伪匿名性，它不能完全保护隐私，因为地址与交易全网可见，但是这并不代表比特币核心开发者们没有考虑到隐私的重要性。在最初的非确定性钱包的设计中，比特币核心客户端上的每笔交易都要换一个新的地址，每个地址只能允许一笔交易，这样就可以防止追踪，保护隐私。只是后来考虑到用户使用便捷性，采用分层确定性钱包。2021年11月14日，一份始自2012年社区就有初步提案的BIP-0341（MAST、Schnorr签名、Taproot）成功激活，实现比特币诞生以来最好的隐私性。如阿剑所言，比特币是有史以来真正的、最纯粹的“密码学货币”。在隐私问题上，我们同样看到零知识证明（ZKP）、多方安全计算（MPC）、可信执行环境（TEE）、同态加密（HE）等解决方案，同时也有Mina、PlatON、Oasis Network、Phala Network、Mask Network、Nym等致力于隐私的项目。可以说，隐私在Crypto领域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追求。

这种不变的追求深刻地植根于密码学、计算机与万维网的发展史中。在密码学方面，对秘密进行加密古已有之，在此笔者将关注点聚焦在计算机诞生以后（信息时代）的密码学应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的商业化应用对加密提出要求，IBM公司曾设计“魔王”（Lucifer）加密程序，此时发信人和收信人需要事先商量好加密钥匙，以用于信息的加密和解密。但是密钥传输问题并未解决。随后，被称为第一位密码朋克（cypher punk）的迪菲（Whitfield Diffie）、马丁·黑尔曼（Martin EdwardHellman）与拉尔夫·默克尔（Ralph Merkle）为解决密钥传输问题提出了密钥交换方案，而迪菲则进一步提出公钥加密系统（非对称加密）；1977年，Ronald Rivest、Adi Shamir、Leonard Adleman共同提出RSA加密算法，真正实现了在不泄露私钥（隐私）的情况下，双方交换信息。不过，由于RSA加密需要强大的运算能力，到1980年代，只有政府、军方和大型企业才有效能够强的计算机来执行RSA。公钥加密无法普及，产生的问题就是：发送电子邮件相当于在互联网上裸奔，所有人都可以拦截我们的信息。然而，菲尔·齐玛曼（Philip Zimmermann）指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密码学对于保护隐私的重要性：

密码学一向是隐身幕后的科学，跟日常生活没什么关联。在历史上，它一直在军事和外交通讯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可是在信息时代，密码学牵涉到政治权力，牵涉到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它关系到隐私权、言论自由、政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围捕的自由，不受干扰的自由。

......

以往，政府若想侵犯一般公民的隐私，它必须费很多工夫去拦截、用蒸汽开启、阅读纸张信件，或是窃听并可能抄录电话上的对话。这就像用鱼钩和线来钓鱼一样，一次钓一尾。所幸对自由和民主而言，这种需要密集劳力的监视法无法大规模地实施。今日，电子邮件正逐渐取代传统纸张信件，它很快就会变成大家写信的标准模式，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事。电子邮件跟纸张信件不一样，很容易拦截，扫描有兴趣的关键词。这种工作非常简易，可以变成自动化且大规模的例行作业。这就像用流刺网捕鱼一样——不管是质或量，都更近似侵蚀民主体制的奥威尔式监控。

————齐玛曼

因此，齐玛曼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享受RSA所提供的隐私，于是发明了PGP（Pretty GoodPrivacy），使得非对称RSA加密法和传统的对称加密法协力运作，并且通过PGP程序自动实现加密与解密，对用户来说极为友好高效。

谈及网络时代的隐私，无法脱离1993年《密码朋克宣言》（A Cypherpunk’s Manifesto），该文开篇第一句就表示：

在电子时代，隐私（privacy）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必要的。隐私不是秘密（secrecy）。隐私是一个人不想让整个世界知道的事情，但秘密（secret）是一个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隐私是有选择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权力。

————Eric Hughes

密码朋克们旨在通过密码学与计算机编程来保护隐私，并且要求隐私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这种纯粹的价值追求影响了无数的Crypto与Web3.0的从业者们，譬如笔者所知道的就有Suji Yan、姚翔老师等等。万维网诞生后，1994年，网景公司（Netscape）推出了HTTP协议的安全版——HTTPS，采用RSA对HTTP数据进行加密，保证了用户在使用Web网页时的安全。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同样注重对个体隐私的保护，譬如针对网页cookie对用户数据的搜集，他认为：

“如果一个网站没有隐私权方针，那就应当用法律手段强制其制定一个默认的隐私权方针，以保护个人的权利。”

此后，W3C推动网站与用户之间达成隐私权协议，尽管这还是信任网站和第三方机构的。最后，不得不提的是2002年开发的Tor洋葱路由，它通过网桥以及对传输信息进行多层加密，实现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综上，从非对称加密到密码朋克宣言，再到Web1.0，我们看到从密码学和技术上保护隐私是Web时代一种独有的价值追求，计算机与万维网的诞生埋下了Web3.0对于隐私追求的种子。

（2）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分权、存储与协作

去中心化思想是Crypto与Web3.0的灵魂，是人类为应对进入现代世界后所产生的种种中心化弊端的一种反动。但事实上，去中心化的思想早已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就弥漫在计算机黑客们与万维网设计者们的思想当中。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以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巨大的社会危机。193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接受凯恩斯主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二战后，福利国家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高福利的背后是主权债务危机与寡头政治，由此引发了风靡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反主流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等，藉以反抗社会不公。与此同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促进左翼思想的流行与反越战运动。换言之，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青年对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产生怀疑，并提出挑战。

计算机黑客也不例外，当第一代MIT黑客（1950-60s）转移到加州斯坦福大学时，第二代硬件黑客（1970s）开始将他们的政治思想融入计算机技术当中。譬如，斯坦福的黑客伦理对第一代互联网——阿帕网（ARPANET）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这个网络的价值观是系统应该是分权的，并且应该鼓励深入研究和促进信息的免费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他是加州Community Memory小组的成员与先驱，深受《2100年大叛乱》、《陌生大陆的陌生人》的影响，并参与1968年前后的社会运动。他因越战等因素对计算机感到失望，希望运用计算机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进而从事政治与技术结合的研究。由于MIT时期的计算机只能为高校、政府所控制，民众接触不到，信息的流通与共享只限于为数不多的黑客之间。于是，在费尔森斯坦与利普金的合作下，加州第一个公用终端Community Memory（社区存储器）诞生了。这是“一个通信系统，可方便人们相互沟通，无需屈从于第三方的判断即可表达彼此之间的兴趣”，旨在在一个分权治理的非官僚制度下加快信息的流动。费尔森斯坦将这台终端放在大街上，让人们自由地连接，并将亲自动手操作系统的黑客伦理带到街头。在他看来，“不仅要给予人们控制计算机的力量，还要赋予人们反抗政治压迫的力量”。这还来自于一个理念，即“通过计算机终端以闻所未闻的效率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并最终改变整个世界”。他们鼓励使用现代的方法，可以把布告“贴”在计算机里，那些最需要的人会迅速且准确地获得这些信息。这种分权协作的思想不正是今天的DAO的思想吗？

还是费尔森斯坦，通过街头的Community Memory，他与马什相识，两人开始设想汤姆·斯威夫特终端（Tom Swift Terminal），这是第一台家用计算机Sol-20的前身。在这台终端的设计中，费尔森斯坦引进了一个用来保存字符的“存储器”，他希望不再是由微处理器来控制整个系统，而是当终端也增加微处理器来执行类似计算机的功能时，这个功能强大的芯片也要连接到存储器上。这是费尔森斯坦将其分权的政治思想运用到计算机技术中的体现。

至于万维网，我们看一看伯纳斯-李的讲述。在万维网之前，他对超文本与超链接的设计思想是从Enquire程序开始的，这也是Web的起源。在他看来，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CERN）的人员流动率高，依靠中心化数据库的信息会不断丢失，而这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缩影。因此，设计一套超文本超链接系统，将能够解决信息丢失的问题。同时，“它必须是完全分权式的。那是任何地方的一个新来者能够开始使用它而又不必向任何其他人请求进入的唯一方法。”而每一个网络节点都是平等的，“只要我没有引入某种中心链接数据库，就会恰当地权衡一切事物。没有什么特殊的阶段，也没有特殊的链接。任何节点都能链接到其他任何节点。”

他进一步表达了“去中心化”与“开放性”之于万维网的重要性：“我所设计的万维网不应该有什么中心机构，使得人们必须去那里‘注册’一个新的服务器或是获得对其内容的批准。任何人都能建立一个服务器，并把任何内容的东西放在它上面。从哲学上讲，如果万维网将是一种通用的资源，它必定能以一种无限制的方式增长。从技术上说，如果存在任何的中心控制点，它就很快会成为限制万维网发展的一种瓶颈，而万维网也就不会成倍地增长。它的‘不受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在伯纳斯-李的构想中，只有一种普遍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平等的设计本质，才能够实现万维网的全球化，这也是万维网真正的原则。这当中已然蕴藏着信息的分布式存储思想，并且由于节点的分布式特征，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将信息发布到万维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向其他节点提出超链接的请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与协作。正如伯纳斯-李所言：“以一种网络化的方式一起工作的本质是我们以群体的方式工作——2个人、20个人或2000万人的群体。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万维网上做到这一点。”

到了90年代末，伯纳斯-李指出，“万维网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制作链接的能力使它能展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信息和关系。密码学并不经常用于体现万维网上的信任的原因是，还不存在一个万维网式的分权式的基础结构。”如果说Web1.0时代万维网还不存在这样的结构，那么Web3.0时代的区块链技术与共识机制则创造了全新的分权式基础结构。

凡此种种，在计算机黑客与万维网的早期发展中已然出现。

（3）开放与共享

上一部分已经涉及到一部分开放与共享的实例，尤其是Web。在此，本文额外补充一下黑客伦理中有关开放与共享的部分：

“对计算机的访问（以及任何可能帮助你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事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完全的。任何人都有动手尝试的权利！”

在计算机黑客看来，“程序的最佳版本应该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钻研代码并进行完善。”同时，所有的信息应该是可以自由获取的，要促进这种信息的自由交流，最好的方法是拥有一个开放式系统，不要在黑客和信息或设备之间设置任何界限。

当然，除了以上几个要点之外，Web1.0的起源中还有普遍性与通用性（包容与多元）、共识、自下而上、点对点网络等等，这些目标都为Web3.0所延续。

启蒙运动

然而，这还不是终点，本文将进一步对Web3.0的“不变”做出更加具有长时段视野的考察。实际上，对“去中心化”与“隐私”等诉求反映着人类对于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永恒向往，而这源于现实世界实在是太过于糟糕。尽管Crypto与Web3.0延续着计算机与万维网时代以来的起源与目标，但这一场“革命”不仅修复了被Web2.0所侵蚀的Web1.0时代的乌托邦理想，还是在修复启蒙运动对于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记忆碎片。漫长的中世纪，人们从愚昧中逐步觉醒，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最终设想了一个理性王国，但随着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腐败、暴政与战争打破了人们的幻想，世界并没有像启蒙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那么好。

这就是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人们希望通过科学与技术使生活更加美好，实现人的解放，但最终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言，新教伦理与宗教禁欲主义精神的继承者——启蒙运动，“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褪去”。

每一次技术的变革似乎总被寄托全新的启蒙使命，但在资本与极权的影响下，技术总会成为束缚人类的新的牢笼与枷锁。面对1960-70年代欧美世界的社会危机，计算机黑客们将计算机世界视为一个可控的世界，一个乌托邦，一个可以实现自由、民主与平等的空间，可以用来改造社会的工具；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与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塑造下，Web1.0的实践者与参与者们同样对万维网寄予厚望，认为这是一片“不受控制的”、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领域。面对Web2.0与传统民族国家等种种问题，Web3.0依托区块链技术再次吹响了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号角。这就是Web3.0的“不变”，与以往对当下危机的“反应”与“返祖”的事件相一致，Web3.0革命既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的再一次救赎！

三、Web3.0：一项未竟的事业

延续上述探讨，本文已然揭示Web3.0承载着太多的使命，无论这是密码学、计算机、黑客、Web1.0的初心，还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对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向往，起源即目标，Web3.0都在进行着一项未竟的事业。

这项未竟的事业让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反思，即Web1.0为何会在20年的时间中出现Web2.0的滑坡？Web3.0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有机会避免吗？还是会落入现代性的陷阱，历史再次循环？

群己权界：Web3.0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Web1.0还是Web2.0时代，开放式系统的无门槛准入原则均遭遇强权的无边界性与“不受控制”的冲击，那么Web3.0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对抗？早在齐玛曼因免费发布PGP而使公钥加密系统RSA为普通人使用时，FBI就以RSA为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提供隐私保障为由对齐玛曼提起诉讼，但最终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与“代码即是言论”判决而失败。伯纳斯-李在《编织万维网》中就已经提出了Web原生价值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境。

由于万维网的去中心化与无门槛准入原则，色情、暴力等“某些有害和侵权的东西”出现在万维网上，从而引起宗教界人士与家长们的反对，而政府往往采取强权与高压行为介入与禁止。进入Web2.0时代，政府运用科技对个体进行大规模、全方位地监控，棱镜计划，简中区的删帖、约谈、封号、禁言、社会性死亡无一不是对个体隐私与自由的越界。它们拿出的应对方案是“如果你不做坏事，怕什么监控”，实质上是在利用技术自由主义的潜在威胁来实施技术极权主义与监控资本主义。毋庸置疑，政府权力的无边界性与“不受控制”是Web1.0→Web2.0的重要因素。

尽管民权人士反对政府的肆意干涉，而主张极致的技术自由主义，但他们仍然忽视了自由应当是有边界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宣言》也曾清醒地认识到密码学将为暗杀、勒索市场、犯罪分子等社会之“恶”提供空间，但它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坚定地相信“这不会阻止加密无政府主义的蔓延”。然而，如果双方持续处在两个极端上，那么永远都将无法达成共识。Web3.0一定会并且已经遭遇同样的困境，当一切皆可无门槛准入并开放时，人性的恶往往也会越过“边界”。譬如，2020年，孙宇晨收购Steemit之后的“贿赂攻击”。

密尔的《论自由》提出了“不伤害”原则，即，“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反过来说，违背其意志而不失正当地施之于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权力，唯一的目的也仅仅是防止其伤害他人。”用严复的翻译来表述，“liberty”就是“群己权界”，在“不伤害”原则下，个体自由不能伤害他人或社会整体的利益，而社会整体同样不得干涉没有伤害到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共同的底线”，在政府、Web与个人之间达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换言之，网络自由的底线与边界能否由Web社区达成共识，而政府能否保障个体最基本的隐私自由权，甚至政府活动是否愿意在链上公开，而公民可以使用二次方投票等链上治理方式对政府行为授权。

事实上，在Web3.0的独立空间中，通过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与链上治理等等已然达成“私域自由、公域民主”的共同底线，但问题在于Web3.0未竟的事业是让生活更加美好，而非仅仅停留在再一次只将它作为逃避现实的乌托邦。从公民不服从的角度来看，统一而激进的行动是对强权与非正义性政府的合理反抗；然而，对社会义务的违背往往是公权肆意蔓延的道德合理性源头。那么，在保持公民不服从的反抗意志时，Web3.0又该如何通过“Code is law”、DID、SBT等等实现一种社区监管与个体自律？

成也资本，败也资本

在早期的黑客文化中，“知识产权”是最令计算机黑客们所鄙夷的，这一纯粹的理想为保罗·艾伦与比尔·盖茨所打破，他们共同编写的Altair BASIC软件旨在用于商业目的。“软件就是商业”，这是曾经的黑客肯·威廉姆斯思想转型后的表述。事实上，资本的进入意味着计算机世俗化的开始，几近宗教信仰式的黑客理想为现实让路。没错，资本主义对于计算机编程“专家”的需求已经将黑客抛弃，商业化运用迫不及待地要求公司“按时”发布“不太完美”的程序。出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的竞争机制，对于“不太完美”的应对方案就是持续发布“更加完美”的程序。在Web1.0时代，这样的竞争会带来良性的结果。然而，加速时代的资本也塑造并利用了人们对于效率的追求，迫切地将“不完美的”程序投入到市场在Web2.0时代的体现就是逼迫所有人都必须使用中心化平台和云服务器，它让我们屈服于背后的资本与专制，Web1.0关于去中心化与隐私的基本要求让位于资本主义。资本驱动了万维网的普及与全面发展，但在资本的驱动下，Web2.0“内卷化”的表现就是争夺用户与流量，对于去中心化与隐私的技术理想也蒙上了时代的尘埃。

那么，Web3.0如何应对资本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肯定，在知识爆炸的时代，Web3.0改变了Web2.0读、写的局限，赋予用户以个人主权，并且各种Fi可以将用户行为与贡献货币化（monetize），前所未有地给所有人创造了一个程序公正的致富机会。同时，正是资本的力量促进了Crypto与Web3.0的扩圈，诸多传统VC大踏步进入Web3.0，市场竞争无疑会促进行业往纵深处发展。但是，它的另一面就是，资本主导，资本终于无处不在，万物皆可NFT化也意味着万物皆可资本化。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资本在Web1.0到Web2.0的滑坡中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商业化运用，为了效率，为了“快”，是不是我们要再次放弃Web1.0与Web3.0的价值追求？常为人们所批判的Solana中心化问题是否真的会走到最后，以太坊的PoS转型能否维持V神对于安全与去中心化的追求？

再则，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无情地剥夺人类的主体价值，Web3.0又该如何在资本与人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譬如，X to earn的设计哲学如何更突出X的价值，而非to earn，而经济模型如何是一种可持续性的，以人为本的？资本存在强烈的功利性，那么这份功利性应该如何限制？又或者，是否任何人类行为都有必要成为X呢？回过头来看，它原本只是一场针对Web2.0的利益分配的革命，采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将原本属于用户的权益还给用户而已。

捍卫起源与目标：去中心化与隐私

延续上述思考，我们知道，为了大规模商业化，一些公链项目为了可扩展性与效率放弃去中心化；而目前的区块链隐私项目同样不温不火，用户似乎也不是特别关心隐私，可以说隐私赛道的从业者们在对抗着资本与流量。然而，隐私必将是Web3.0的终极目标之一，因为“隐私是有选择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权力”，其本质也是对个人数据主权的认可。资本与市场往往青睐那些热钱涌动的赛道，但是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与价值观的深耕者与坚守者，怎么会有今天的Web3.0迷人的叙事？

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Web3.0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可知。但是，Web2.0时代存在的一些问题，总是Web3.0革命存在的合理性。所谓治史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希望本文所提炼出的一些批判性问题能够给Web3.0的从业者们在BUIDL中一些启发与思考。无论如何，这是加速主义的时代，万维网的发展不过30年，虽然Web2.0滑了一跤，也造成了许多影响，但Crypto与Web3.0裹挟着Web1.0与启蒙运动的理想与追求如狂潮般席卷而来。无论现实世界有多么地糟糕，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总有人前赴后继。尽管现实会让我们对这些终极目标感到乏力，但我仍然要引用犹太教学者拉比·塔方（Rabbi Tarfon）在两千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完善整个世界并不是你的责任，但你也不能无视这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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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西蒙·辛格（Simon Singh）著：《码书：编码与解码的战争》，刘燕芬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美）斯蒂芬·李维（Steven Levy）著：《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赵俐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10月。

（德）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论纲（补遗）》（1940年），王立秋译。

姚翔：《比特币的故事》，2022年6月5日。

（英）约翰·穆勒（John Mill）著：《论自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邹容：《革命军》，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