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算法和广告，Telegram是如何成为反Facebook应用的

关于电报，老雅痞之前做过一个长篇文章专门来介绍它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来研读下《连线》杂志撰写的故事。Telegram有数以亿计的用户。没有算法和广告，但有面对专制的勇气。这听起来像一个梦想？小心你所期待的。

2021年1月6日，当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开始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举行集会时，埃利斯·坎波正在西班牙托尔托萨的家中度过一个凄凉的下午。1月6日的主显节(或称三王节)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亲戚们会来拜访，孩子们可以得到他们的礼物。坎波是一名住在硅谷的38岁的西班牙工程师，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基本上都在外地滞留。当他回到家里，坎波被叔叔、阿姨和堂兄弟姐妹们包围着，他第一次抱起了他们的几个孩子。他的思绪尽可能地远离了美国。

这种情况在晚上8点左右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打来电话，询问坎波是否看到了华盛顿特区的新闻。随后，关于暴徒刚刚冲进国会大厦的类似信息雪崩般涌来。当坎波看着手机上的暴力场面时，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这将对他的公司造成什么影响?

帕维尔·杜罗夫，Telegram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坎波在Telegram工作，这是一个在全球拥有数亿用户的即时通讯应用和社交网络。现在，当他查看其他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时，他注意到极右人士在这些网站上发布他们在Telegram上的公共频道的链接，并敦促他们的粉丝加入该应用。

坎波心急如焚，他借口上楼回房间，继续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搜索社交媒体平台。不到六个小时，脸书和推特都屏蔽了特朗普的帖子，坎波看到越来越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担心他们也会被禁言，于是涌入Telegram，并把他们的听众也带入其中。Déu meu，他用加泰罗尼亚语自言自语道，我的上帝。

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Telegram是一个明显的异类。它经常出现在世界十大平台的榜单上，只有大约30名核心员工，直到最近才有持续的收入来源，在这个科技公司面临着来自压制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的时代的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取缔非法色情和呼吁暴力的内容外，它几乎没有内容审核。在Telegram，不管政治或意识形态如何，公司的平台应该向所有人开放，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营销说辞。“对我们来说，Telegram是一个理念，”Telegram的俄罗斯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说。“它的理念是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

坎波也有同样的信念——但作为Telegram的增长、业务和合作伙伴主管，他也首当其冲地经历了公司的复杂局面。在2010年代中期，当媒体开始称Telegram为圣战分子的“首选应用”时，坎波最担心ISIS对该平台的使用。他说，在给杜罗夫发信息时，他经常感觉自己像一个焦虑的家长。“我是唠叨的人，”坎波说。现在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那些与叛乱相关的美国人会在媒体和他必须打交道的商业伙伴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于是他给杜罗夫写了一封长信。“晚上好，帕维尔，”他回忆道。“你有没有关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到特朗普在其他社交网络上被封了吗?”他警告称，美国极右势力对Telegram的青睐可能会“盖过”一个更讨喜的故事，这完全是巧合，让Telegram吸引了大量新用户。

就在同一周，Telegram更大的竞争对手WhatsApp更新了其隐私政策和服务条款。混乱的措辞给了许多用户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他们必须开始与WhatsApp越来越不受信任的母公司Facebook分享更多信息。事实上，新政策并没有要求用户分享他们多年来一直提供给谷歌的数据(他们的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名、某些元数据)。但WhatsApp的20亿账户中有许多人还是被吓到了，数百万人离开了这款应用——其中许多人直接投入了Telegram的怀抱。

坎波说，杜罗夫给他对特朗普支持者蜂拥而来的担忧泼了冷水。坎波回忆，杜罗夫当时回答道:“与WhatsApp服务条款改变带来的增长相比，这微不足道，而且只是在美国。”他还说，如果有必要，他可能会在自己的公共频道上发布一些内容。坎波的担忧没有得到缓解，他一直盯着屏幕，直到凌晨。

如果杜罗夫说美国的极右翼活动只是昙花一现，坎波就得相信他的话。

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坎波开始收到记者关于美国极右翼大量使用Telegram的问题。他将这些问题转发给杜罗夫，建议他向媒体发表讲话。1月8日，杜罗夫确实在他的公共频道上发表了讲话，但只是赞扬了Telegram在全球的巨大增长，并对Facebook进行了抨击，他声称Facebook有一整个团队专门研究 "为什么Telegram会如此受欢迎"。1月12日，杜罗夫再次发帖庆祝过去72小时内2500万新用户的加入。他说，Telegram现在的用户已经超过5亿。杜罗夫写道:“我们以前也有过下载量激增的情况。”“但这一次不同。”两天后，他宣布:“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字移民。”

然而，尽管杜罗夫大肆宣扬全球统计数据--这些新用户中有38%来自亚洲，而27%来自欧洲，21%来自拉丁美洲，8%来自中东，他却没有提到北美的任何增长。直到1月18日，杜罗夫才发布消息说，他的团队一直在 "密切关注 "美国的情况，Telegram的管理员已经阻止了数百个公开的暴力呼吁。但他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称Telegram只有不到2%的用户在美国。

对于坎波来说，这些帖子读起来很别扭。杜罗夫基本上忽视了他的建议，并拒绝让他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更重要的是，尽管坎波是Telegram的增长主管——通常在社交媒体担任主要角色，但他也像其他用户一样，从杜罗夫的公共频道了解到所有这些统计数据。

这是Telegram另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地方:坎波从来没有看过原始的用户数据。去年5月，他告诉我:“我看不到任何内部数据面板上的数字。”这与坎波之前工作的WhatsApp的标准操作程序形成了鲜明对比。

早在2014年，在Facebook收购WhatsApp之后，坎波就辞职以抗议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令人上瘾”的算法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然而，坎普表示，在WhatsApp，每一位员工都可以接触到不同市场的用户数量数据。在Telegram，如果坎波想要数据，他必须向老板解释原因。坎波解释说，杜罗夫“非常、非常、非常严格”。“一切都得经过他。”

因此，如果首席执行官说美国的极右翼活动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坎波必须相信他的话。而在Telegram，这远非帕维尔·杜罗夫所说的唯一内容。

II

多年来，全世界都在为Facebook(现在是Meta)似乎不可阻挡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它无情地收购或消灭竞争对手;它将政治、文化和私生活的各个方面置于为广告销售而构建的算法的优先级之下;接连不断升级的隐私丑闻;以及它在被发现时不真诚地道歉。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克•扎克伯格的帝国似乎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坚不可摧了。越来越多的议员们反对它，而且在一些时刻，比如2021年1月WhatsApp的大批用户迁移，以及10月Facebook宕机后的第二次迁移——推动Meta霸主地位的强大网络效应似乎出现了短暂的逆转。不知何故，员工人数很少的Telegram成了这些失误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这对世界来说是否是一件好事则是另一个问题，由于对Telegram的了解太少，特别是在美国，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模糊。绝大多数记者仍称其为“加密的通讯应用程序”。这种描述让许多安全专家感到不安，他们警告称，与Signal或WhatsApp不同，Telegram不是默认端到端加密的;用户必须想尽办法打开应用程序的“秘密聊天”功能(实际上很少有人会这么做);而且可以端到端加密的只有个人对话，而不是群组之间的对话。专家表示，对于在专制政权下使用Telegram的数百万人来说，这种混乱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即时通讯应用”这个词本身就有些误导，导致许多人低估了Telegram。多年来，这款应用有意将信息服务和社交媒体平台结合起来，不仅是WhatsApp和Signal的竞争对手，而且越来越成为Facebook的对手。用户可以加入公共或私人频道，拥有无数追随者，任何人都可以点赞、分享或评论。他们还可以加入拥有20万名会员的私人群组，这一规模让WhatsApp的256名会员限制相形见绌。但与Facebook不同的是，Telegram没有针对性的广告，也没有算法动态。

尽管Telegram有很多频道和群组专门讨论宝莱坞电影和迈阿密科技界等非政治主题，但事实证明，它特别适合于行动主义。它将私人信息和公共渠道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完美的组织工具:非常适合公开传教，然后秘密策划。"研究Telegram的北卡罗来纳州伊隆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梅根-斯奎尔说："我把它称为一举两得的工具。"你可以在同一款应用上同时进行宣传和策划。”

从白俄罗斯到香港，Telegram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都至关重要，但全球右翼似乎觉得Telegram特别亲切。在德国，一场反对新冠肺炎限制的运动于2020年利用该应用在柏林市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导致一群极端分子冲上议会的台阶，为1月6日的到来埋下了不祥的伏笔。(一些抗议者宣称的目的是向特朗普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让他把德国从深层次的国家阴谋中解放出来。)在巴西，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也支持Telegram，该国大约一半的手机都下载了Telegram。虚假信息分析人士警告称，这对该国2022年的总统选举构成危险，博索纳罗威胁要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

在美国，Parler和Gab等本土应用也在1月6日之后吸引了极右用户，但这两款应用遭受了灾难性的黑客攻击，很快就熄了火，在Parler的案例中，还失去了亚马逊的网络托管服务。两者都没有Telegram的持久力。很快，小唐纳德·特朗普开始为即将离任的总统试水Telegram。他在推特上说："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制度越来越糟糕，如果这些暴君禁止我的父亲，一位美国总统，他们还不会禁止谁呢?”他说，特朗普运动需要一个 "尊重 "言论自由的地方。"这就是我加入Telegram的原因。"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公共频道订阅者达到了100万。一个名为@real_DonaldJTrump的频道也在迅速发展;它很快就拥有了100多万订阅用户。受欢迎的特朗普盟友纷纷效仿，他们的频道迅速增长，而Proud Boys、Boogaloo Boys 和 QAnon 团体也激增。自2019年以来，斯夸尔一直在跟踪该平台上的极右翼活动，据他表示，Telegram上的美国极右翼用户数量很可能在1000万左右，这也是杜罗夫报告的该应用上的美国用户总数。不过，斯奎尔承认，该平台的用户数量缺乏透明度，因此很难确定。

在我与坎波的几次长谈中，他似乎对Telegram深感纠结。他仍然对杜罗夫深感钦佩，他认为新用户的激增是对他辞去WhatsApp旧工作的个人证明。但是他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老板周围是缺乏透明度和狭隘的文化，而他的奇想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各地民主的命运。

37岁的杜罗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最神秘的科技大亨之一。经过多年来自称的游牧生活，他和Telegram现在正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办公。Instagram上最近的一篇帖子显示，杜罗夫上身赤裸、轮廓分明地盘腿坐在屋顶上，俯瞰迪拜的天际线。当他不展示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身材时，杜罗夫总是穿着黑色，媒体把这描述为对《黑客帝国》中的尼奥的致敬。他几乎完全通过他的Telegram频道与公众互动，在那里他扮演哲学家国王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谈论言论自由、系统架构、全鱼饮食、戒酒和独睡的好处。坎波表示，在Telegram内部，主要由俄罗斯开发人员的公司核心圈子将他们的领导视为“几乎像一个神圣的人物”，正式称呼他们的老板，从不反驳他。用一位名叫安东·罗森伯格的前雇员的话来说:“这是个教派。”

作为一个教派，Telegram是非常封闭的。尽管坎波提出了建议，但杜罗夫多年来既没有接受过采访，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表过讲话，员工们在很大程度上也非常保密。为了这篇报道，我联系了40多名与杜罗夫关系密切的人，并最终与9名杜罗夫的前同事和3名现任同事进行了交谈。随着Telegram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台之一，要想了解它的潜在影响，你必须了解比Facebook算法更不透明的东西:Telegram内部的世界。

III

如果说Facebook的起源故事涉及到在哈佛大学宿舍里形成的一系列关系，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断裂，那么Telegram的起源故事则依赖于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更早形成：在童年的卧室、小学的数学竞赛和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虽然这些关系中的许多也在多年后被腐蚀成怨恨，但有一种关系始终是Telegram的中心：帕维尔·杜罗夫和他的哥哥尼古拉之间的关系。

帕维尔出生的时候，尼古拉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就已经很明显了。据报道，3岁时，他的阅读能力几乎与成人无异;8岁时，他开始解三次方程;十几岁的时候，他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和信息学竞赛，最终成为了两届世界编程冠军。帕维尔也令人印象深刻，他10岁时在尼古拉的指导下开始编码，但老杜罗夫是 "天才中的天才"，安东·罗森伯格说，他小时候在数学俱乐部认识了尼古拉。

然而，尼古拉也是一个痛苦而笨拙的年轻人，他从未完全长大。罗森伯格说，多年来，他一直异乎寻常地依赖母亲。“她几乎控制着他的每一步，”罗森伯格后来写道，“到哪里吃饭，到哪里去，从火车站走多少步，坐哪辆出租车。”帕维尔和他们的母亲有另一种亲近的方式。“我是个任性的孩子，经常和老师发生冲突，”他在自己的公共Telegram频道上写道。“我妈妈一直支持我——除了她的儿子，她从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安德烈洛帕廷11岁时在数学俱乐部比赛中认识了帕维尔兄弟，他回忆说，“他似乎是一个希望一切都如他所愿的男孩。”

兄弟俩都就读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他们的父亲是那里的语言学教授，语言学是一门涵盖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学科。尼古拉研究数学。帕维尔学过语言学，写过诗，似乎一直在追随他父亲的脚步——直到他开始建立网站。他创建了一个在线图书馆，系里的学生可以在这里分享笔记和其他学习材料。据帕维尔的朋友、同时也是语言学学生的伊利亚·佩雷科普斯基说，这个图书馆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一些学生开始完全不听课，而是背诵旧的考试答案。

帕维尔接着创建了一个在线论坛,在那里他自称“建筑师”，并发起了关于自由主义（他本人是“社会主义独裁”的狂热敌人和虔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等主题的公牛会议。佩雷科普斯基说:“他故意挑起人们对不同话题的讨论。佩雷科普斯基说，帕维尔还创建了假名账户，以挑起争论并吸引用户加入。“这是一种营销，对吧?”论坛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帕维尔发现自己花在网站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帕维尔的大学门户网站最终引起了他以前的同学维亚切斯拉夫·米里拉什维利的注意。米里拉什维利刚搬到美国，他看到Facebook在那里起步，认为类似的做法也可以在俄罗斯奏效。米里拉什维利为他的父亲——一位富有的格鲁吉亚-以色列房地产大亨——工作赚了一大笔钱，他和帕维尔把大学网站重新设计成一个寻找儿时同学和朋友的工具。米里拉什维利还请来了一位名叫列夫·利维耶夫的俄裔以色列朋友。2006年秋，三人成为VKontakte-Russian的联合创始人，意思是“接触”。帕维尔·杜罗夫最初是自己编写网站代码的。VKontakte采用了简单的设计和蓝白相间的配色方案，看起来就像世界各地涌现的出的许多Facebook克隆体之一。

社交网络VK迅速走红。但随着新用户的加入，网站上的漏洞也成倍增加，即便是在尼古拉·杜罗夫从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归来开始帮助他的兄弟之后也如此。当罗森伯格主动向杜洛夫兄弟发送漏洞报告时，帕维尔向他表示感谢，并最终邀请他加入公司，成为尼古拉手下的系统管理员。帕维尔现在专注于管理和设计。帕维尔在语言系的朋友伊利亚·佩雷科普斯基也作为副首席执行官加入。团队的最后一位成员是安德烈·洛帕丁，他是尼古拉儿时参加数学竞赛时的老朋友，后来加入了VK的技术团队。

3岁时，尼古拉就能像成年人一样阅读了。8岁时，他开始解三次方程。

罗森伯格说，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从早工作到晚，没有假期，”他告诉我。虽然团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远程工作，但罗森伯格回忆起在杜洛夫家举行的几次会议。兄弟俩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的公寓位于圣彼得堡北缘一座典型的苏联风格建筑内，该地区由高大、几乎相同的塔楼组成。他们经常工作到很晚。当罗森伯格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时，杜罗夫夫妇的母亲会命令帕维尔和尼古拉送他去地铁站。据罗森伯格回忆，这是她把他们从屏幕前拉开的唯一方法。

VK很快就引起了其他可能成为世界级社交网络的关注。2009年，VK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访问了位于帕洛阿尔托的Facebook总部。据时任VK开发主管的安德鲁·罗戈佐夫说，这次访问是由俄罗斯-以色列风险投资家尤里·米尔纳的投资公司安排的，该公司在两家公司都持有股份。据罗戈佐夫回忆，帕维尔·杜罗夫并不太关心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和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他们两人似乎都不愿意与VK团队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但在扎克伯格那里，据说杜罗夫找到了一种同类精神。当晚，扎克伯格邀请杜罗夫到他家共进晚餐。在2012年出版的《杜罗夫的密码》一书中，杜罗夫引用了记者、《福布斯》俄罗斯版前编辑尼古拉·科诺诺夫的话:两人都明白“国家的过时本质”。

根据科诺诺夫的描述，杜罗夫和扎克伯格都将社交网络视为人类之上的上层建筑，使信息传播超出政府和国家的集中控制。但杜罗夫认为，扎克伯格已经屈服于商业压力和权势集团。他嘲笑说：“公司的DNA是由前华盛顿说客谢丽尔·桑德伯格定义的。”罗戈佐夫也参加了晚宴，他被扎克伯格机器人般的缺乏情感所震惊，对他来说，“在敌人的领土上”的经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激励着他们。“我们可以和这些家伙竞争，对吗?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资源，却在问我们如何做事。”例如，扎克伯格很想知道尽管VK的团队不到20人，但与Facebook超过1000名员工的庞大队伍相比，VK的加载速度如此之快。在拓展新市场的问题上，双方都存在疑问，不久之后，Facebook开始迎合俄罗斯市场，而VK则推出了多个不同语言的国际版本。

2010年，VK搬到了圣彼得堡一条中央大道上的一个著名地址。公司的新总部位于Singer House，这是一座具有新艺术风格的地标性建筑，入口处有巨大的带翅膀的雕塑，铜和玻璃制成的圆顶塔楼，天花板上装饰着枝形吊灯。洛帕丁说:“我们很自豪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然而，公司似乎开始过度增长。”

随着VK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络，它的用户公然藐视版权法，上传和分享盗版电影和音乐。但杜罗夫却很淡定。"他后来告诉《纽约时报》："当时俄罗斯最好的事情是互联网领域完全不受管制。"在某些方面，它比美国更自由。"然而很快，在俄罗斯的经营就变成了一种负担——杜罗夫必须努力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埃利斯·坎波， Telegram的前增长、业务和合作伙伴主管。

2011年12月，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选举中占主导地位，人们普遍指责选举存在欺诈。在寒冷的冬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活动人士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等数百人被捕。当一个拥有8万人的亲纳瓦尔尼VK小组的管理员在Twitter上抱怨用户被阻止在VK上发帖时，杜罗夫回复说，他的团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切都很好，”他在私人信息中说。“最近几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克格勃的继任者——“要求我们封锁反对派组织，包括你们。”我们出于原则不这样做。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立场坚定。”然后，他大胆地公开了自己与安全部门的冲突，在推特上发布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给VK的信，以及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官方回应”:一张穿着蓝色连帽衫、伸出舌头的蓝眼狗的照片。

一些人称赞杜罗夫是英雄，但一位当时为VK工作的消息人士认为，这位首席执行官很快意识到一件事:“如果媒体让他成为首席反对派，他不会坚持太久。”在与克里姆林宫发生冲突之前，杜罗夫基本上是不为人知的，但他开始培养一种越来越反复无常的公众形象。在一封写给一家网络报纸的信中，他声称自己不关心政治，并开玩笑说自己并不真正支持民主。2012年5月，在圣彼得堡一个大型城市节日当天，他和VK的副首席执行官佩雷科普斯基开始把5000卢布(约合155美元)的纸币折成纸飞机，然后从Singer House的窗户扔向下面参加节日的人群，这再次成为新闻。罗森伯格回忆道，当人们在外面抢钱时，杜罗夫和佩雷科普斯基笑了起来。

此外，杜罗夫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比看上去更加暧昧。抗议活动发生一年多后，俄罗斯《新报》刊登了杜罗夫写给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的一封据称被泄露的信件。苏尔科夫当时是普京的第一副幕僚长，被认为是制定俄罗斯总统媒体战略的人。杜罗夫显然向苏尔科夫保证，VK一直在 "积极提供我们网站数千名用户的信息，包括IP地址、手机号码和其他识别他们的必要信息"。他还警告克里姆林宫，封锁反对派组织只会把他们赶到政府无法触及的Facebook。尽管杜罗夫否认这封信是真的，但他后来承认，2009年至2011年期间，他和苏尔科夫曾在VK的办公室见过几次。

然后，就在《新报》独家报道的几天后，杜罗夫被报道卷入了一起肇事逃逸事故，肇事者是一名警察。杜罗夫否认自己开车，但在VK上就此事开玩笑说:“当你撞到警察时，重要的是来回开，这样所有的浆液都会流出来。”不久之后，俄罗斯警察进入了VK的办公室。“突然出现了 20 名身穿皮夹克的沉默男人，”尼古拉·杜罗夫发帖称。

第二天，有消息称，VK的另外两名联合创始人将他们的股份卖给了俄罗斯金融投资公司United Capital Partners。帕维尔·杜罗夫将这一切描述为一场有预谋的、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攻击，西方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尽管杜罗夫在得知联合创始人背着他就出售股份进行谈判后，几个月来一直与他们公开冲突。当他错过与肇事逃逸有关的庭审时，有报道说他已经离开了俄罗斯，来到了美国——具体来说，是在纽约布法罗一家名为Digital Fortress的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传言说杜罗夫正在美国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交网络。然后，在2013年8月14日，iTunes Store上出现了一款新应用:Telegram。

IV

TELEGRAM的LOGO是一架纸飞机，让人想起帕维尔在Singer House的人群上空飞行的卢布。它的开发商被列为数字堡垒(Digital Fortress)，名义上的所有者是阿克塞尔•内夫，几年前在美国与佩雷科夫斯基相识的美国人。它的架构基于一种自定义数据协议MTProto，由尼古拉·杜罗夫开发。安德烈·洛帕丁表示，他从2012年开始帮助尼古拉撰写协议。现在，随着Telegram正式推出，帕维尔·杜罗夫请洛帕廷担任一家名为Telegram的俄罗斯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洛帕廷称，“Telegram的所有开发者都在那里工作”。与此同时，帕维尔仍是VK的首席执行官。

事实上，这两家公司无可救药地纠缠在一起。尼古拉离开了VK的职位，专注于Telegram，但罗森伯格表示，他甚至没有在Singer House换办公室。据接替尼古拉成为VK新的技术主管的罗森伯格说，有些员工搞不清哪个空间属于哪个公司。

在早期对Telegram的描述中，帕维尔·杜罗夫经常提到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政府间谍软件，他声称，他和尼古拉之所以开发Telegram，是因为担心俄罗斯政府的监控。除了普通聊天，“秘密聊天”功能将使用端到端加密，并在用户的设备上本地存储消息。该应用的云服务器存储着所有其他消息，它将分散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从而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强迫Telegram交出任何数据;该公司的所有权也将位于空壳公司里。不过，杜罗夫还声称，为了避免法律和商业压力，Telegram将保持非盈利性质。

“帕维尔是公关和营销之王，”伊万•塔夫林说。“我认为他想在西方世界扮演好人的角色。”

随着Telegram迅速在几乎所有大洲发展，VK的新大股东United Capital Partners似乎对这款新应用醋意十足。该公司指控杜罗夫开支不当，并指责他利用VK的资源开发Telegram。反过来，杜罗夫开始将他忠诚的核心开发者团队聚集在自己身边，称VK的新东家是“克里姆林宫公司”，是敌人。2014年1月，佩雷科普斯基在与杜罗夫闹翻后离开了VK。(佩雷科普斯基说，出于法律原因，他不能讨论发生了什么，但他承认存在冲突，他们 "意见不一致"）。

为了争夺VK和Telegram的控制权，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为了收购Telegram, United Capital Partners从佩雷科普斯基的美国朋友内夫手中收购了三家与这款新应用有关的空壳公司。杜罗夫说内夫“背叛”了他。(内夫拒绝了《连线》杂志的置评请求。)

由于对Telegram的控制权悬而未决，杜罗夫做了一些极端的事情。2014年4月，他和他的团队搭乘飞机，从圣彼得堡飞往阿姆斯特丹、纽约、布法罗、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亲自访问存放Telegram服务器的数据中心，确保United Capital Partners无法访问这些服务器。洛帕丁记得那是一次疯狂的旅行，他们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任务。在他们最后一次飞行着陆后，杜罗夫得知他终于被VK解雇了。

之后，杜罗夫把他的对手描绘成一个完整的政权，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投资公司。他在迪拜告诉TechCrunch:“我已经离开了俄罗斯，没有回去的计划。”“不幸的是，这个国家目前与互联网业务不相容。" 他甚至获得了加勒比海小岛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民身份。但是，尽管杜罗夫向媒体声称，克里姆林宫迫使他离开VK并流亡海外，但多名熟悉杜罗夫离开VK的消息人士告诉《连线》杂志，确保United Capital Partners与克里姆林宫的所谓联系并不重要。2013年加入Telegram的程序员兼企业家史蒂夫·科沙科夫说:“大多数大中型公司都是亲克里姆林宫的；那里没有新闻。”

无论如何，杜罗夫最终从交易中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对Telegram的完全控制权——部分是通过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更强大的盟友的调停。2014年1月，杜罗夫把他在VK的股份卖给了一位名叫伊万·塔夫林的商人，塔夫林又把这些股份卖给了一家名为Mail.ru Group的互联网巨头，后者在2014年秋季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United Capital Partners。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这家投资公司同意放弃对Telegram的所有权。据塔夫林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Mail.ru的控股股东之一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他是俄罗斯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和许多俄罗斯寡头一样，他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

塔夫林说:“没有乌斯马诺夫的帮助，杜罗夫就不会拥有今天的Telegram。”塔夫林坚称，杜罗夫离开VK完全是为了商业，而不是政治。帕维尔是公关和营销之王。可能是最好的人之一。我认为他想在西方国家面前扮演好人。”

既然杜罗夫拥有了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如果他在Telegram的团队希望在他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后更加稳定，那他们就错了。这位创始人与部分员工的关系继续恶化。2014年10月，从11岁起就认识杜罗夫一家的安德烈•洛帕廷被从Telegram的首席执行官职位上解雇。洛帕廷说，出于某种原因，杜罗夫开始欺负他。洛帕丁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而加入Telegram开发安卓版应用程序的科尔沙科夫在工作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发现自己与杜罗夫不和。科尔沙科夫将其归因于创始人的领导风格，他解释说，杜罗夫基本上是想让他的员工专注于取悦他:“你必须弄清楚他喜欢什么。”

V

与此同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Telegram的神话变得更加鲜明和丰富多彩。2014年12月，杜罗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在2011年12月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抗后，一支“特警队”造访了他的公寓，这激发了他制作Telegram的灵感。在门外潜伏着武装人员的情况下，他打电话给他的兄弟。杜罗夫告诉《纽约时报》:“我意识到我没有一个安全的方式与他交流。”“这就是Telegram开始的原因。”

在采访中，杜罗夫将Telegram描述为一家分散的公司，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管辖和安全机构的控制——最重要的是，不受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控制。他向时报描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这种描述后来在无数的媒体报道中再次出现。该报称他是一个“游牧民，每隔几周就会带着一小群计算机程序员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杜罗夫在Instagram上发布的照片似乎证实了这一点，照片上是他住过的地方的豪华酒店和地标，包括贝弗利山、巴黎、伦敦、罗马、威尼斯、巴厘岛和赫尔辛基等。

坎波认为他的新老板是个有远见的人。“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老练的产品思考者。”

但Telegram的日常运营要平凡得多:杜罗夫仍持有Singer House的租约。Telegraph前首席执行官洛帕廷说创始人于2014年秋回到俄罗斯:“我离开Telegram时，他每天都在Singer House。团队的所有其他成员也都在俄罗斯。”当时的其他VK和Telegram员工也认为，帕维尔·杜罗夫经常在Singer House。帮助他布置新家的安东·罗森伯格说，尼古拉终于搬出了母亲的公寓，在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工作。罗森伯格在从VK辞职以声援帕维尔后一直处于工作间歇期。他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和尼古拉见面，看电影或玩棋盘游戏。洛帕丁说，在他被解雇之前，团队确实有时会一起出国旅行，但大多数日子里，他们都在圣彼得堡。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神话肯定有助于将Telegram推向国际市场。到2016年初，该应用的用户已接近1亿。Telegram的核心团队不断增加新的更新，以吸引更多用户远离其他即时通讯应用。他们的工作有时也会吸引其他科技创业者。埃利斯·坎波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在帕洛阿尔托成功与帕维尔·杜罗夫会面，并于2015年初加入了该公司。(“很难见到他，”坎波回忆说，他怀疑杜罗夫怀疑他是WhatsApp的间谍。)坎波说，从一开始，他就把新老板视为一个“有远见的人”。“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老练的产品思考者。”

坎波说:“看到帕维尔对消息传递的想法，以及他想要实现的所有功能，我感到非常兴奋。”仅在2015年，Telegram的小团队就创建了一个平台，用户可以创建和发布自己的聊天机器人;他们在群组聊天中增加了回复、提及和标签功能;他们添加了应用内视频播放和新的照片编辑器;而且，他们第一次为那些想要无数关注者的播客推出了公共频道。只有拥有更多员工的Facebook在以类似的速度增加功能。

坎波记得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他继续住在帕洛阿尔托，与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应用程序开发者一起，偶尔在世界各地旅行，包括在他的家乡巴塞罗那。“整个团队一起旅行，”他说。换句话说，对于坎波来说，这个神话是真的。他会附和老板的说法，说Telegram“不属于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全球产品。”

2016年，罗森伯格也加入了Telegram，负责打击垃圾邮件。罗森伯格说，没有困扰VK时代的股东冲突，这是一份“梦想的工作”。但在2017年1月，他和老朋友尼古拉戏剧性地闹翻了。罗森伯格声称这是一场爱情纠纷，尼古拉希望他离开。(尼古拉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罗森伯格说，帕维尔对他当时的处境表达了一些同情。但这位首席执行官并不打算站在他哥哥对面。今年4月，在拒绝辞职后，罗森伯格因涉嫌“旷工”而被解雇，而杜罗夫的另一位长期同事兼朋友也被扫地出门。但罗森伯格并没有安静地离开。2017年9月，他在Medium上发表了他与杜罗夫相处的文章，揭露了Telegram的一些所谓矛盾之处，开篇就提到了Telegram的地址:为什么一个俄罗斯流亡者的分散式公司的员工都在俄罗斯?

爱德华·斯诺登在推特上写道:“也许杜罗夫是一个天使。“我希望如此!但天使以前也曾堕落过。”

作为回应，杜罗夫告诉俄罗斯媒体，罗森伯格实际上在为Telegraph工作，他称Telegraph是一家完全独立的公司，Telegram将其审核工作外包给了这家公司。他说，Telegram团队最后一次在Singer House会面是在2015年初，他还暗示罗森伯格“患有精神疾病”。然而，在2014年与United Capital Partners的争斗中，杜罗夫本人在法庭文件中披露了他与总部位于俄罗斯的Telegraph LLC的联系。罗森伯格还与《连线》杂志分享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似乎表明杜罗夫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员工。

然而，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罗森伯格声称，在他与杜罗夫兄弟的冲突期间，他的Telegram聊天记录神秘地消失了。第二天早上，对话奇迹般地恢复了，帕维尔把这归结为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但罗森伯格怀疑尼古拉是否是删除的幕后黑手。如果一场小小的纠纷就足以危及用户的信息，Telegram还能有多安全?“你所有的聊天，除了秘密聊天，”罗森伯格说，“所有的群组，所有的频道，都存储在Telegram服务器上。所以Telegram可以获取这些信息。”

随着Telegram在伊朗等严苛政权下的地区变得广泛流行，安全专家也开始质疑Telegram的隐私架构。“随着时间的推移，Telegram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配合伊朗政府的要求，”爱德华·斯诺登在2017年底发推文称，他认为帕维尔·杜罗夫保护用户的道德承诺不足以抵御这种压力。杜罗夫曾经的偶像发推文称:“相信我们，不会交出数据。相信我们不会读取你的信息。相信我们不会关闭你的频道。也许@Durov是个天使。我希望如此!但天使以前也曾堕落过。”

大约在这个时候，杜罗夫将Telegram的官方基地搬到了迪拜，最终切断了兄弟俩与Singer House的长期联系，并解决了团队与俄罗斯关系中的一些明显矛盾。但斯诺登或罗森伯格的帖子引发的争议是否对Telegram的增长造成了影响，那就很难说了。该应用现在有近2亿用户，他们每天发送700亿条消息。Telegram在亚洲、拉美和欧洲越来越受欢迎。它仍然对用户免费，没有广告。但是支持2亿用户并不便宜。据报道，杜罗夫离开VK时拿到了3亿美元，但他自己仍在为这个有四年历史的应用程序提供资金。Telegram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支付其飙升的服务器成本。出售股权，冒着发生更多大规模股东争斗的风险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杜罗夫不能永远为 Telegram 提供资金。于是他开始制定一个大胆的新计划。

VI

2017年6月，伊利亚·佩雷科普斯基在法国南部度假时，开着一辆奔驰敞篷车沿着一条蜿蜒的道路行驶，突然看到手机上弹出一条信息。是帕维尔·杜罗夫。他的老朋友，老板，曾经的对手建议他们进行一次正式会面。近年来，佩雷科普斯基一直在钻研加密货币市场。他会时不时地给杜罗夫发链接。佩雷科普斯基说:“我真的就像这方面的传道士。”现在，他很高兴地看到了这条信息:杜罗夫想和他见面，讨论一项新的加密货币业务。

他们安排在巴黎见面。佩雷科普斯基说，杜罗夫夏天经常在那里度过。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佩雷科普斯基就意识到杜罗夫的项目规模空前。佩雷科普斯基说:“他真的很相信创造一种真正的大众市场加密货币的想法，这种加密货币可以在没有银行参与的情况下在人与人之间流通。”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杜罗夫的计划逐渐明朗，他们又在巴黎和迪拜会晤了几次。到2017年10月，杜罗夫已正式将佩雷科普斯基召回公司，“帮助管理”这个新项目。

佩雷科普斯基最近为一个名为Blackmoon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筹集了3000万美元;现在，他把杜罗夫介绍给了约翰•海曼，后者是杜罗夫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英国投行资深人士。海曼加入了新项目业务端的小团队，成为Telegram的首席投资顾问。12月中旬，杜罗夫飞往伦敦与两人会面，敲定细节，海曼则开始在访问期间安排与潜在投资者的会面。此后不久，他们的计划就公布于众了。

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名为Telegram Open Network的区块链平台，同时建立一个名为grams的本地加密货币。TON的幕后策划者尼古拉在TON的入门书中被描述为“分布式系统的大师”。尼古拉设计的系统承诺将比目前的区块链技术更快;比特币和以太坊分别被限制在每秒7笔和15笔交易，TON的白皮书承诺每秒数百万笔交易。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考验Telegram开发人员的极限。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阴谋，将彻底改变金钱本身的运作方式。

他们的想法是利用Telegram庞大的用户群，提供“临界质量，推动加密货币的广泛采用”。迄今为止，加密货币仅限于那些有耐心并懂得如何建立数字钱包并在加密货币交易所注册的人。但随着数字钱包直接内置于Telegram应用程序中，就像Facebook Pay一样，只是使用了加密货币，TON将立即把数百万普通用户与区块链连接起来，并一举将加密货币变成主流。TON最终将成为“新的去中心化经济的Visa/Mastercard替代品”。为了展示Telegram的分布式资质，该引文称赞了该公司分散在各大洲和司法管辖区的独立服务器集群。TON的目标是从Telegram手中转移到“全球开源社区”。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阴谋，将彻底改变金钱本身的运作方式。“它真的应该能够改变世界，”佩雷科普斯基说。它还将解决Telegram最大的难题:如何在不放弃控制权的情况下筹集资金。杜罗夫没有向投资者出售股权，而是打算创造自己的货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全新的、以Telegram为中心的一体化经济。

海曼对Telegram团队的工作方式感到惊讶。他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在摩根士丹利，海曼在那里担任了17年的高级职务，参与这样一个项目的人数可能是40倍。他说：“而且他们也不会做得更好”。投资者们为之倾倒。他们 "喜欢这个过程的集中性"，海曼说。“这是非常高效的——我们可以更快地行动，更迅速地做出决定。”对于海曼来说，这是杜罗夫打破阻碍信息和资金流动的传统官僚体制的热情的例子。

新的加密货币通常通过首次代币发行的方式推出，即提供可供出售的代币，就像上市公司的股票一样。Telegram最终从175名投资者手中获得了17亿美元，这在当时是历史上最大的ICO。但从一开始就有危险信号。虽然该公司最初谈到了公开ICO，但这次发行最终是保密的。几乎没有办法知道私人投资者是谁，或者资金来自哪里。在回应一位商业同事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海曼写道:俄罗斯、以色列和“帕维尔粉丝俱乐部”。

项目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杜罗夫告诉一位朋友兼投资者，Telegram的技术团队正在平衡应用程序和TON平台的工作，“工作量太大了”。这是轻描淡写的说法。当时，Telegram正在抵御俄罗斯境内的一项禁令，因为该公司拒绝将加密密钥交给安全部门。在一场戏剧性的猫鼠游戏中，俄罗斯的电信监管机构最终封锁了俄罗斯的大部分互联网，造成了巨大的附带损害，但Telegram——可能是通过一种名为“域名前置”的技术——隐藏了网络流量的来源——设法使俄罗斯人几乎不受干扰地访问其平台。(一段时间后，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政权策划了一场选举日的网络封锁，Telegram也使用了类似的“反审查”技术来保持在线——最终成为了一段国家动荡时期的主要通信媒介。)

TON的测试网络终于在2019年1月上线，晚了半年。但随着正式启动的临近——这意味着投资者将被授权出售他们的gram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叫停了一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grams的转售将构成未注册证券的分销。它还批评TON从事秘密筹款活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该公司将其17亿美元ICO的90%用于支付Telegram的费用，并没有区分花在该应用和TON上的钱。电子邮件显示，海曼也知道在产品推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转售grams的灰色市场，尽管投资者签署的协议禁止这一行为。

“这完全是一个冲击，”佩雷科普斯基谈到SEC的诉讼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失望的日子之一。”佩雷科普斯基称，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沟通，而且Telegram聘请了“世界上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以确保他们遵守规定。佩雷科普斯基还否认了TON只是Telegram的一个筹款工具的说法，他表示，比起建立一个全新的区块链，还有“更容易”的筹款方式。

在旧金山投资TON的俄罗斯人帕维尔·切尔卡申是许多感到被背叛的人之一。他说:“让我愤怒的是，杜罗夫把他为TON筹集的资金用于支持Telegram，这不会给投资者带来任何价值。”在切尔卡申看来，杜罗夫拥有让TON成功的技术和产品愿景，但他没能建立起让TON成功所需的商业基础设施——因为他不想放弃控制权。

至于佩雷科普斯基，他认为用TON现金支付Telegram的运营成本没有问题。他说:“坦率地说，我们从未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笔钱将用于Telegram和区块链。”

佩雷科普斯基说，一开始杜罗夫并不愿意放弃。佩雷科普斯基回忆道:“我们认为，如果上了法庭，我们就能打赢官司，因为我们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迪拜对杜罗夫进行了两天的质询后，很快就清楚地发现，该计划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可以利用其对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关闭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或银行账户，”杜罗夫后来写道，“其他国家对允许什么进入自己的领土没有完全的主权。”他将TON的失败归咎于“过度集中的世界”。并没有任何道歉的迹象。

Telegram副总裁伊利亚·佩雷科普斯基，杜罗夫大学时的朋友。

海曼认为，监管机构可能是冲着TON来的，因为它对传统金融机构“确实有某种破坏性的威胁”。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SEC一直在对ICO进行全面打击，对一些处以罚款，并关闭了其他ICO。但没有一个项目能吸引到像TON那样多的投资，它能让数以百万计的普通Telegram用户轻松使用加密货币。切尔卡申认为，Facebook和区块链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开始认真研究自己的加密货币并不是巧合——他听说扎克伯格在第一次看到TON时非常愤怒。通过发行货币，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破坏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杜罗夫和扎克伯格都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

TON失败后，佩雷科普斯基继续留在Telegram担任副总裁。2021年3月，他通过出售Telegram的五年期债券，帮助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部分用于偿还投资者——尽管包括切尔卡申在内的美国投资者只收回了72%。在TON项目开始时，入门书已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Telegram是由自由主义者在2013年创立的，旨在通过加密来维护自由，”它解释说，并将维基百科称为“Telegram创始人的榜样”。但SEC的指控让TON听起来更像是一台精心设计的赚钱机器。

VII

2021年7月，Pegasus项目——一项针对多国政府使用以色列科技公司NSO集团制造的间谍软件的国际新闻调查——将杜罗夫的一个电话号码列为该公司数字间谍工具的目标。调查显示，阿联酋的统治者可能是客户。

在安全专家看来，这一消息提醒人们，Telegram在2017年从俄罗斯转移到迪拜，只不过是从一个威权主义管辖地转移到另一个。但杜罗夫不为所动。他说，自2011年住在俄罗斯以来，他就认为自己的手机已经“被入侵”，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总的来说，杜罗夫对阿联酋没有表现出他曾经对俄罗斯所表现出的那种敌意——这个政权被指控有无数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佩雷考夫斯基向我保证，Telegram在迪拜从未经历过“哪怕是一丝”的压力，他对这个酋长国的领导人赞不绝口。“它不像一个政府，”佩雷考夫斯基。“它更像是商人在管理这个国家——非常务实，决策速度非常快。”

随着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标准收紧，Telegram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随着杜罗夫与克里姆林宫的冲突逐渐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威权主义的监控已经不再是Telegram曾经的象征性陪衬。相反，杜罗夫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平台定位为对Facebook、苹果和谷歌的英勇反抗。(Facebook，因为这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苹果和谷歌，因为Telegram要想留在应用商店，就必须遵守它们的规则。) 去年年初，杜罗夫在他的频道上发了一篇文章，声称他已经开始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老式对立。“我更喜欢从‘集权vs分权’的角度来思考，”他写道。“资本主义垄断和社会主义独裁同样糟糕。”

在争夺硅谷资本主义垄断地位的战斗中，随着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标准收紧，Telegram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在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关于Telegram频道和团体的新闻报道，这些频道和团体充斥着反疫苗者、冠状病毒否认者和极右翼煽动者，他们利用该应用程序传播虚假信息并组织抗议活动——尤其是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去年开始取缔此类内容之后。“在我管理讨论平台的20年里，”杜罗夫在2021年写道，“我注意到，每当他们的内容被版主删除时，阴谋论只会加强。”今年6月，德国政府对Telegram提起诉讼，称其未能遵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对投诉进行监管并在德国设有指定联系人的规定。随着德国出台了更严格的卫生协议来应对奥密克戎的变种，那里的活动只会变得更加极端。

与此同时，自2021年1月6日以来，该应用在特朗普运动中的地位继续巩固。极右翼人士的频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朗普律师出身的选举阴谋论者林·伍德拥有近100万订阅用户;8chan前管理员罗恩·沃特金斯拥有近50万。在特朗普支持的民选政客中，开通了频道的有极右翼国会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麦迪逊·考索恩和劳伦·波贝特。

2021年8月，Telegram的总下载量达到10亿次。杜罗夫说，在Facebook 10月份灾难性的全球宕机6小时期间，该应用程序在一天内迎来了7000万名新“难民”。

坎波通过Signal联系了我。他为什么不想在Telegram上通话?“因为，”他说，“谁知道呢?”

但随着Telegram接近实现自己的使命，赶上WhatsApp时，埃利斯·坎波仍在沉思。他在Ciutadella召开的一次会面上表示:“我们把自己描绘成一家开放的公司，这应该是为了让用户之间的交流自由和透明。”Ciutadella是巴塞罗那老城区边缘一个庄严的公园，周围点缀着许多纪念碑。“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完全不透明。”他想知道，在他看来Telegram偏狭、甚至是不信任他人的公司文化是否在阻碍它的发展。

他说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种文化已经疏远了坎波。坎波回忆说，在2019年夏季疫情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公司聚会上，杜罗夫在芬兰一个被湖泊和松树林环绕的小镇上租了一所大房子。当这群人聚在一起吃饭时，他们用俄语交谈。“我是唯一一个和帕维尔说英语的人，”坎波说。“这自然地产生了这个摩擦点。”他还感觉到团队不信任他，因为他住在硅谷，而且据说他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坎波说，有一次，当坎波试图在Telegram和美国公司之间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时，杜罗夫大声质疑自己是否在这些公司中拥有“经济利益”，这是否是他“如此渴望与他们合作”的原因。

在这一年里，坎波开始为离开Telegram做准备。今年秋天，他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个大型项目，帮助推出旨在最终实现应用程序货币化的新功能。根据新计划，大型频道所有者将能够发布赞助文章，并提供付费订阅服务，Telegram将从中抽取提成。(Telegram声称，它永远不会提供基于用户数据的定向广告。)

在我们10月底的最后一次电话会议之前，坎波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在那之前，我们主要通过Telegram交流，无论是发信息还是打电话都用它。但这次他写道:“在另一个平台上给你发了信息。”我看到他在Signal上加了我。我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不想在Telegram上聊天。“因为，”他说，“谁知道呢?”

Telegram有可能监控某人的私人通讯吗?坎波说:“从技术上讲，这是可能的。”他说，大规模这样做是困难的，但用户和云服务器之间的加密可能会在目标账户上被停用。“我不知道这是否正在发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当我即将结束我的报道时，我成功地与Telegram的另一位高管伊利亚·佩雷科普斯基进行了交谈。11月，我第九次给他写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回复。但这次，佩雷科普斯基在20分钟内就回复了我，问我是否在巴塞罗那。他说，纯属巧合，他刚从迪拜落地。两天后，我们在巴塞罗那南部一家优雅的海滨餐厅见面，那里离佩雷科普斯基父母的房子很近。佩雷科普斯基一头深金色的卷发，高高的颧骨，让我想起了俄罗斯的大卫·鲍伊，他穿着格子衬衫和黄色背心。

佩雷科普斯基在不合时宜的烈日下吃着烤鲈鱼，为没有及时回复而道歉。他解释说，他给杜罗夫看了我的电子邮件，因为担心我在写一篇“片面”的文章。“我认为最好当面回复，”佩雷科普斯基告诉他的老板，他说老板很快就批准了这次会面。“我们真的不太关心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因为我们认为这只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佩雷科普斯基说。他说，杜罗夫更喜欢使用自己的频道，在那里他的话不会被记者扭曲或“审查”。

然而，佩雷科普斯基热切地想要讨论他所说的谷歌和苹果的“审查制度”，他说，这两家公司最近都要求Telegram屏蔽宣传反疫苗言论和冠状病毒虚假信息的公共频道。他说:“我的意思是，新冠肺炎是非常有趣的东西。“他们所做的是百分之百的审查。”他似乎真的被吓了一跳。“我们只是认为人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对吧?”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可以不同意。”“他们可以用Telegram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我们而言，我们始终保持中立。”

至于特朗普，佩雷科普斯基称，该公司并没有过多关注他向Telegram的转移。他将2021年1月美国右翼分子的风波描述为既意外又有趣。“有趣的是，他们在美国本身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佩雷科普斯基说。“这可能只是证明，我们是唯一一个没有审查的独立平台，你可以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他承认美国人的涌入不仅仅是为了好玩。“我们很自豪这一点，”他说。他回忆起1月那个星期他与杜罗夫的一次谈话。创始人告诉他‘这是质量的标志，表明我们是一个中立的平台’。

太阳开始下山，空气变冷，佩雷科普斯基赶紧澄清——正如杜罗夫在他的公共频道上经常做的那样——公司会认真对待暴力呼吁，并迅速而持续地采取行动，消除非法内容。专家们对此并不认同。研究人员梅根·斯夸尔发现，许多极右翼呼吁暴力的帖子持续了数月之久。美国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和他的女儿最近都被极右翼的Telegram频道人肉，而斯夸尔自己的地址在1月份被一个Proud Boy群组公布，并在那里保留了几个月，尽管她一再举报。佩雷科普斯基表示，Telegram在2021年初更新了禁止人肉的条款，并承诺会调查斯夸尔的案件。(在我提出后，她的地址终于在一个月后被删除。)

最后，我想问一下Telegram本身的文化。坎波和罗森伯格并不是唯一暗示杜罗夫周围有崇拜气氛的人。安德烈·洛帕丁曾告诉我:“作为团队的一员，现实对你来说真的很不同。”“我很幸运能够离开。”但佩雷科夫斯基不同意杜罗夫创造了一种极端忠诚和服从的文化，也不同意没有人反对他。他坚称，公司内部几乎没有等级制度，称Telegram的结构是“水平的”。佩雷科普斯基说，与其说杜罗夫是在指挥，不如说他更喜欢说服每个人“分享他的愿景”。“他很有说服力!”极具说服力。”

在我和佩雷科普斯基谈过之后，海曼同意和我谈，他仍然作为顾问向Telegram提供财务建议，也使用“水平”这个词来描述 Telegram，并告诉我说有一种不信任和对杜罗夫极度忠诚的文化是胡说八道:“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达尔文式的公司。我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杜罗夫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也没有回答详细的事实核查问题。他的兄弟尼古拉和Telegram的通讯部门也从未对《连线》做出回应。

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关于“集中化vs去中心化”的文章中，杜罗夫自己表示，Facebook一直在输给Telegram，因为他的应用程序的小团队避免了集中化和过度的等级制度。当然，这也指出了一个问题。一个由30名程序员组成的不透明团队，聚集在迪拜一位魅力超凡的领导者周围，究竟怎么样比一家大公司的中心化程度低呢?杜罗夫在他的帖子中暗示了一种答案。“人类已经进化到在少于150人的小群体中表现最好，”他写道。“在自然环境中，每个小社区都能培养出杰出的领袖。”

如果说杜罗夫是Telegram的天然领导者，那么Telegram能否继续成为平台的天然领导者还有待观察。该公司刚起步的货币化战略充其量是温和的。而在全球范围内，该平台似乎正在走向多次摊牌。自2022年初以来，德国和巴西的官员已威胁要禁止Telegram，原因是它不受限制地传播错误信息;在巴西，当局正考虑在10月总统选举前屏蔽这款应用。当然，Telegram以前也曾战胜过政府的封锁。

在我和佩雷科斯基共进午餐的时候，这两种僵局都没有达到顶点，但很容易就能看到它们的显现。当我和他坐在一起时，我回想起了据称十多年前扎克伯格和杜罗夫之间的对话。这两人都将其新生的社交网络视为一种超越性的结构，将通信从国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政府和监管机构沦落到令人讨厌的水平，在平台的解放力量到来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当我和Telegram副总裁的谈话结束时，我在渐弱的冬日阳光下想到了这一点，感到一阵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