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追踪：去中心化技术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

各国为对抗COVID-19的大流行，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追踪信息，包括大型监控网络、个人手机追踪、AI和面部识别等，确保疫情的有效监控。但是，想要确保追踪的有效性，就必须要走“病毒式”的扩张路线。然而各国对于政府介入个人隐私的接受度不同，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隐私之间的关系，是各国正在探索的方向。

追踪软件普及遇阻

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健康码正是借助了定位原理对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溯源，通过这一过程，可以明确确诊者的接触范围，进而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当前，各国也正在效仿这一举措，试图通过手机定位追踪、面部识别、数字健康通行证和蓝牙近距离追踪等方式执行这一过程。

随着人们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要想让追踪软件在公众自愿的情况下实现规模化适用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权衡不同的隐私提升设计。有人说，一开始可以自愿采用APP，但是这种方法显然不能达到预期。

其一，人们并不希望拥有被监视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必须在手机上安装APP才能出门的世界里。即便是目前确诊人数已突破95万的美国，这种追踪措施仍遭到相当大的反对。

"个人监控工具与美国的核心价值相悖。冠状病毒尽管不可否认，是一个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但也不应成为实施破坏这些价值观的工具的借口。”

其二，政府激励措施不足，降低人们使用自愿APP的意愿。

激励措施对于推动自愿APP的普及的确能发挥一定作用。根据健康信息交换所（HIEs）关于隐私监管和技术激励的研究，在美国，只有那些采取了激励措施与同意相结合的州，才出现了运营的净增长。爱沙尼亚政府也成功地通过赋予公民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权利而向98％的人口推出了数字身份计划。

但是这一措施并非完全有效，在公民隐私意识较高的国家，激励措施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新加坡政府的强烈呼吁下，TraceTogether也只被10%-20%的人采用。

其三，人们更担心追踪技术在危机过后的影响。

人们的恐惧可能会成为政府营销监控的手段。在危机时期，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平衡状态将被打破，天平向公共安全进行倾斜，公民自由易受到威胁。当危机过后，在冠状病毒期间部署的新监控技术是否会成为”新常态“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种“新常态”可能会使民众长期处于大规模监控之下，同时缺乏足够的透明度、问责制及公平性。

技术选择：中心化？去中心化？

在这种抵制心里的背后，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技术之间的鸿沟。

在中心化存储技术下，用户选择使用软件完全建立在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之上，相信他们不会滥用存储在服务器上的信息。但对于坚定的隐私保护主义者来说，中心化存储技术仍存在较大的恶意滥用风险，即便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样的法律规制手段对于一个敏感的国家系统来说也依然不够。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技术设计来实现隐私的保护，而去中心化的数据存储技术使得国家和政府即使想滥用这种信任，也不能滥用。

那么去中心化的技术手段，如区块链技术，能够找到有效的平衡点吗？

近日，欧洲隐私保护近邻追踪联盟（PEPP-PT）受到了研究人员的批评。尽管其为了保护公众隐私而努力符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规定，但由于其并未摆脱信息不透明的中心化数据存储模式而遭受谴责。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和鲁汶大学（KU Leuven）等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纷纷退出该联盟，并组成了去中心化的隐私保护近邻追踪协议（DP3T）。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助理教授Carmela Troncoso表示，"我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决策方式、设计和代码不透明的组织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批评意见并不能引起中心化技术提倡者的共鸣，他们认为，在中心化模式下，隐私可以得到保护，数据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析，并能创建更好的流行病学模型。

法国国家数字科学研究所（INRIA）作为PEPP-PT的创始成员之一，是中心化技术的坚定支持者。研究所认为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争论是"误导性的"，完全去中心化 的方法对于近距离追踪是不现实的。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计算机与通信科学学院院长James Larus协助撰写了一份声明，汇集了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的观点，他们建议将去中心化技术运用于追踪应用中。

Larus表示，"人们必须相信他们不会失去自己的隐私，并自愿使用这些APP。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关注去中心化技术，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有这种技术对于保护隐私更具优势，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说服大众的理由。"

正在建设中的瑞士COVID-19跟踪应用程序将使用去中心化技术以及蓝牙技术来跟踪受感染的接触者。可以预想，去中心化技术的应用将与公众生活紧密结合，消除有关应用在滥用隐私方面的焦虑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