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EP vs Libra，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正式拉开序幕

数字经济独立研究员、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龙白滔博士在2万字中展示了高级别的数字货币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数字货币问题：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剧以及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货币数字化的发展，激励了中美分别以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和私营数字美元Libra的形式参与了这场全球数字货币竞争。

所以这场竞争主要的紧张关系在于公共部门vs私营部门，以及东方的中国vs西方的美国。中国虽然有发展DC/EP多样化的理由，但人民币国际化是根本目标。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功地将人民币“排斥”在体系之外，人民币不得不寻求发展新的空间。DC/EP作为全球第一个落地的（零售）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中国这次真的领先了么？

Libra与全球监管历经近一年的“磨合”，已经达成共识和默契，它实际上承担了为美元体系“续命”并“狙击”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历史使命。这场波浪壮阔的竞争刚刚开始，它必将深刻地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作者也在本文中对中国数字货币战略提出了两点积极建议：分享人民币铸币权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货币体系；充分激励和发挥全球私营部门的作用。

正文

2020年5月28日，《货币冷战》一书将隆重上市。作者David Birch是享誉全球的数字身份和数字货币领域思想领袖，他在书中预言：不久的将来，网络空间将爆发一场货币新冷战，例如，Facebook的私人货币Libra对抗中国的公共货币DC/EP、对抗数字欧元。笔者认为，David Birch的对抗与冷战腔调，短期也许会吸引一部分人的眼球，长远而言却偏离了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有序竞合的主基调。20世纪是对抗、战争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给全人类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福祉，我们绝不应该重蹈覆辙。21世纪是和平、发展、生态的世纪，是人类扬弃野蛮粗暴的冷战思维拥抱有序竞合思维的世纪。“机会面前竞争，危机面前合作”是当今世界任何领域的共建者都应当具备的胸怀和态度，数字货币领域自然应当如此。在即将到来的货币数字化大潮中，美欧中各经济体应积极筹划、充分参与，在“为全人类建立更公平、稳定的货币体系”这一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诉求的共识指引下，共同完善博弈机制和规则，创造美好的未来。笔者认为，数字货币领域竞合的主角将是私人数字美元Libra和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

引言

2020年4月全球数字货币世界热闹非凡的一个月。自2019年6月以来，Libra协会遭到了美国国会和全球监管的轮番“蹂躏”。2020年4月，Libra2.0版白皮书正式发布，与2019年6月Libra 1.0版白皮书发布后的情形如出一辙，各式关于Libra2.0版白皮书的解析性内容，刹那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充斥了各式媒体的版面，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笔者无意对Libra2.0进行全面解读。第一，无数同好已经勤勉地做好了这件事情；第二，笔者2020年4月出版的新书《数字货币：从石板经济到数字经济的传承与创新》（以下简称《数字货币》），以及笔者从去年6月中旬到年底的几篇文章，已经对Libra现在的选择进行了非常精确地预判。

笔者2019年6月28日首发于巴比特的《从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评价Libra》（以下简称《评价Libra》）判断：Libra代表了法币体系利益，它并不挑战传统商业银行；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国际清算银行和欧洲央行等在内的全球监管社区并不会实质性地反对Libra；美联储实际上很喜欢Libra；Libra将于五年内转向无许可公链的计划没有意义；Libra存在较大的金融稳定性风险，包括储备管理能力不足、总体损失吸收能力欠缺、流动性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风险、影子银行的风险等；Libra的治理是表面民主化，其实完全受控于中心化的Libra协会。

笔者2019年10月首发于《财经》的《美元的Libra，美元的未来》（以下简称《美元的Libra》）则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Libra与美元的关系，明确指出Libra不可能创造一种全新的记账单位，而是大概率单一锚定美元，成为事实上的“美元数字货币”。《美元的Libra》一文明确指出，G7在完成《全球稳定币调查报告》之后，会把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的制订工作移交给G20框架下的FSB，文章预告了监管政策建议草案将于2020年4月提交给G20，而这其实是全球监管社区在为Libra的上线扫清法律和监管障碍；文章同时指出，考虑到Libra协会与监管社区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合规可能成为Libra上线时最大竞争优势。

笔者2019和2020年跨年作品《央行数字货币——全球共识与分裂》（以下简称《共识与分裂》）指出，为提升Libra的法律明确性、加强其治理属性并降低金融稳定性风险，Libra可能简化其储备管理机制。由于这会严重削弱Libra盈利能力，因此Libra协会删除了“向Libra协会成员支付分红”的描述。

笔者在提交于2019年12月的《数字货币》底稿中就已经明确指出，Libra会在瑞士或新加坡率先上线。

有鉴于此，笔者无意再全面解读Libra2.0白皮书，本文旨在以更宏观的视角考察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缘起与现状，并推断一下未来全球数字货币可能的竞合格局。

1. DC/EP公开测试与Libra2.0白皮书同时发布不是巧合

就在DC/EP公开测试与Libra2.0白皮书发布这两件事情的前两天，FSB向G20提交了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草案。我们也许更应该把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来看，它们差不多同时发生，自然不是一种巧合：这更可能是全球监管社区、Libra协会和中国央行都按照各自编排好的剧本，轮番上场演奏而成的全球货币竞争交响乐序曲。

2019年10月份FSB就已经制订了工作计划：2020年4月提交全球稳定币的监管政策建议草案，2020年7月形成正式文本。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FSB才将正式文本的提交时间推迟到2020年10月。G7/G20-FSB稳定币工作组负责人Benoît Cœuré在2019年10月表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没有计划禁止Facebook Libra或其它稳定币，但这些以官方货币为支撑的数字货币必须符合最高的监管标准”。在202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Davos-WEF）上，Cœuré再次宣称，Libra没有失败，监管社区一直在与Facebook讨论。因此，在FSB提交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的阶段性成果时，Libra协会更新白皮书并向瑞士监管当局申请合规运营牌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国央行的DC/EP计划始于2014年年底，中间经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寂，致使2019年初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未见任何实质性进展；“巧合”的是，2019年6月Libra白皮书发布不久，中国央行即宣布“加速DC/EP进程”。虽然学术界也曾表达过类似“担心Libra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某种意义上是杞人忧天”这样的观点，但穆长春司长明确表示，Libra上线后，中国央行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监管；Libra会侵蚀人民币主权。因此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中国央行将Libra视为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并且对人民币主权有侵蚀，所以加速推出DC/EP予以应对。由此可见，DC/EP作为Libra的应对方案，天然肩负“对外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对内保护人民币主权”重任。中国央行与BIS/ FSB等全球监管社区一直保持密切沟通，自然了解FSB本月的发布计划并且能够推测Libra协会相应地会有重要进展，因此“同步”地发布DC/EP公开测试的相关信息，也是情势所然、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此，DC/EP发布苏州农行测试计划之前的一周，笔者即已从相关渠道获悉DC/EP将从诸如公交车刷卡之类境内封闭场景开始测试，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中国发展DC/EP的多样化动机

中国是所有经济体中发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动机最为多样化的国家。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DC/EP虽然有很多中短期目标，但其根本目标在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笔者与某大咖在微信群就此话题展开争论时，对方竟然亮出其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某位领导的微信对话截图来驳斥笔者的观点。笔者只能哑然失笑。《孙子兵法·始记篇》有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大国必定有隐藏其战略意图的动机；央行官员怎么可以公开承认或者否认这些论断呢？只有笔者这等“无关人士”才可以公开地从战略高度进行研判并表达近乎胡言乱语的“观点”啊！

2019年8月笔者首发《财经》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实践中的风险防范》一文清晰地解释了发展CBDC（在中国是DC/EP）能够全面、显著地提升央行管控货币体系的能力：

……央行可更好地管理货币的创造和供给，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提升央行应对商业周期的能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和清算体系的降本增效；央行获得更强的货币体系管控能力，如用户洞察、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定向功能（如定向降准和定向货币投放）等……笔者以及一些业内专家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成为CBDC最核心目标……

央行大幅提升精确控制货币体系的能力，可以显著提升金融稳定性并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一个稳定而可持续发展的货币体系，是全人类的福祉。美联储无限制放水的背景下，近段时间多国货币疯狂贬值：土耳其新里拉贬值15%、俄罗斯卢布贬值19%、墨西哥比索贬值22%、巴西雷亚尔贬值24%、南非兰特贬值26%.....大有“美元一开印，各国货币争先恐后贬值”之意。如果您了解这些，相信您就会知道一个稳定而可持续发展的货币体系是多么可贵。显而易见的一个推理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央行若能借DC/EP建立稳定并可持续发展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对他国人民的吸引力将趋于无穷大。

DC/EP是代币化（本文也称为“数字化”）央行货币。数字化以后的央行货币将具备如下特性和优点，并藉此大大提升DC/EP在国际化场景下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第一，易获取。以前货币（除现金）都是与银行账户关联的，现在只需要一个链上地址，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这意味着海外的非居民将更容易获得和使用DC/EP。

第二，穿透力强。数字化以后的货币更容易穿透边界，包括地理边界、司法和货币边界。Libra上线以后，中国央行实际上没办法对它进行有效监管，反过来也是对等的，人民币数字化以后要在传统美元的影响力范围去拓展，同样具备极强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是一柄双刃剑，竞争双方都可以作为自身的竞争优势。

第三，消除中介。区块链的点对点价值传递消除了金融中介的需要，智能合约可以自动执行货币转移或兑换的逻辑。因此DC/EP在跨境、跨机构支付场景中，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用户体验更好。

第四，DC/EP可能发展成为全球化的支付和清算基础设施。它为中国或者为使用DC/EP的其它国家规避美国基于SWIFT对他国的美元经济进行监控并实施长臂管辖，提供了可能。

2014年前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一个相对低潮阶段。中国央行领导层可能觉得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空间有限，而基于数字货币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可能削弱美国通过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发挥其软实力。因此中国央行领导层可能视央行数字货币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的新机会。

另外，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支付宝和腾讯支付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93%以上份额，中国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不携带现金而完全依赖移动支付手段。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许是中国央行发展DC/EP的另一个原因。国内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发展显著减少了对现金的需求，作为应对措施，央行需要一种在必要时能够将其货币权威传导至所有公民和企业的手段。

更大的可能是，中国央行发展DC/EP的理由并非“一锤定音”，最初只有一些相对模糊的战略性假设或目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相关实验和研究的次第展开，才让模糊的战略性假设或目标逐渐变得清晰，最终形成了研发DC/EP的决心。

综上可知，前述所有这些或模糊或清晰的因素，汇聚成中国央行铁定决心发行DC/EP的内因；Libra1.0白皮书的推出则像一根具有决定性的导火索，成了中国高调推出DC/EP的主要外因。

3. 数字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Benoît Cœuré在今年Davos-WEF上表示：

数字货币，特别是央行数字货币，根本上来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关满足需求，有关制定原则，有关使之在国际上一致。因为我对它是否使用了区块链技术，或者使用了哪种PoW算法，并不感到兴奋。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发生。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技术的讨论。

确实，如果把数字货币的竞争看做是关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关于哈希率和密钥长度的技术讨论，那就大错特错了。数字货币竞争的高级别讨论远远超出了新时代的虚拟边界，它更多地强调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数字货币的问题，例如：货币的本质、货币体系的运作方式、推动货币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因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格局、Libra命运的决策者以及CBDC的分类和经济学影响等。

3.1 货币的本质

货币本质是债权而不是商品，近几日桥水掌门人Ray Dalio的2万字长文《从货币、信贷与债务看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就很好解释了这个问题。

3.2 国际货币体系的顶层治理

主导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欧美主要货币当局以及诸如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之类标准制定机构中的权力精英，这个群体信奉全球一体化，代表了“不代表任何主权国家和民族的跨国资本集团”的利益。美联储处于这个群体的核心。过去20年，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加强了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地位，此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黑天鹅触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同样如此。

3.3 货币体系的运作方式

David Birch在《货币冷战》指出，现存货币体系的运作方式，本质上是根据特定政治、经济和技术背景临时商定的制度安排。因此，货币必然随着这些背景的改变而改变。

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剧，导致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自加入WTO以后，中国从最初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到现在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中国30年来崛起以及全球化狂飙后对新的民族国家生存法则及空间的渴望，已经被美国国内精英认为可以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世界政治格局从90年代后的美国一家独大向“美中”两国领导世界的趋势发展，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拓展新的国际空间。中国近30年的快速成长，对新全球化格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和不对称的话语权（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话语权），都在让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剧。美元通过数次金融危机，确实加强了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巩固了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地位，但是基于债务的经济也几乎同时耗尽了欧美央行所有传统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又赋予中国经济“打不死的光头强”一般的韧性和巨大的增长空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又进一步恶化了世界格局重新平衡的可能性，美国正在失去面对全球公共事务时所应具备的全球领导力。数字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去中国化……在日益多元而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中美都紧紧咬住各自的货币数字化战略、丝毫没有松懈。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幸于2020年4月亲眼目睹DC/EP和Libra“不约而同”登台宣发数字货币方面进展的世纪景观。

2019年8月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在美联储学术会议上称，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可持续，而最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主导货币的是人民币。但Carney认为，历史经验表明，一种全球主导货币代替另一种的过程，一般都充满了战争和灾难，因此更理想的替代方案是一篮子的合成霸权货币，由多个CBDC的网络组成，并由公共部门运营。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Carney并不是在诅咒美元的消亡，合理的解释是，他所在的精英群体已经深刻洞察到美元体系的积重难返以及人民币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在未雨绸缪为未来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规划蓝图。Carney的“想象”并非异想天开，既有IMF/SDR的现实基础，也有代表货币数字革命的实践者Libra。

3.4 美联储主宰了Libra的命运

《美元的Libra》中指出，美联储是实际上Libra命运的主宰者，Libra在白皮书发布之前就应该与美联储达成了“私人数字美元”的共识。《共识与分裂》指出，Libra在美国国会的遭遇只是“政治秀”和“茶壶风暴”。《美元的Libra》解释了为什么美联储会对Libra“情有独钟”。

（一）Libra的稳定币发行机制基于美元法币M2，没有M0创造，因此保护了商业银行的利益。（二）Libra使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不仅让美联储可以提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效率和降低成本，还能够极大增强美联储对货币体系的管控能力。中国政府有多喜欢区块链，美联储就有多喜欢Libra。（三）Libra现在挂钩单一法币和基于法币存托的储备管理机制，没有创造新的记账单位，维护了美元的货币权威。（四）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根本性的脆弱性，美元面临被广泛批评的窘境。Libra已经被成功塑造为“挑战美元霸权，遭受无情打压”的悲情英雄形象，没有比Libra更合适的挡箭牌了。（五）Facebook拥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活跃用户基数，具有潜在的全球规模和范围。因此Libra是能够与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相匹敌的支付和数字货币方案。（六）美联储认为数字技术的用户接受速度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技术被用户接受的速度，例如电话用了40年才进入80%的美国家庭，互联网13年，智能手机少于10年，数字货币可能会更快。（七）Libra的数字优势，可能带来“数字美元化”的效果。在经济上或者社交上对Facebook生态开放的经济体，即使它拥有健全的货币体系，也容易受到“数字美元化”的影响。因此，对于美联储，没有比Libra更好用的进攻武器了，在需要将货币作为一种武器的时候。

2019年9月，笔者与阿尔山金融科技的负责人讨论，一致认为美联储和扎克伯格在以政治手段推进Libra。连笔者这种非金融科班都能看出来Libra白皮书的种种不可能，为什么被写到白皮书里面呢？

第一，交易的“艺术”，或者说是“高开低走”的伎俩。

特朗普《交易的艺术》第一条开宗明义：先开一个天高的要求，然后妥协到事先就预期能达成的目标。扎克伯格对此可谓心领神会了。

第二，塑造“挑战美元霸权的悲情英雄”形象，或者说是恶心至极的双簧。

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其霸权形象并不受人欢迎，甚至受到美国盟友的批评。如果Libra在第一时间就向世界亮明其作为“美元爪牙”的底牌，势必引发全球的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其采纳度。更好的策略是“心是口非”、故作忸怩，身体上做一定程度的抗争最终不得不屈服美联储的淫威，这样既达到“私人数字美元”的目标，也维持了“挑战美元霸权的悲情英雄”形象，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同情。还有什么比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结果更好呢？从铺天盖地的评论可以看出，仍有不少评论员对Libra的“妥协”抱同情和理解态度，殊不知这恰恰是美联储和Libra最想要的结果。

3.5 央行数字货币的分类及其经济学影响

有关CBDC采取的形式，公众和金融机构对此的预期有很大不同。从长远看，CBDC有两种不同用途可能并存。批发CBDC用于金融机构参与者之间的支付，他们会使用区块链技术及其所有潜力（尤其是智能合约）。金融机构已经通过他们在央行持有的银行账户（即准备金账户）以数字形式访问央行货币，因此批发CBDC相当于央行准备金的“代币化”。它能够提高金融部门的生产效率，对现有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影响。零售CBDC针对普通大众，更适合零售交易。零售CBDC可能会削弱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权力，对流动性、盈利能力和银行中介行为产生潜在的负面外部性。无论零售CBDC是否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货币工具，它都可能带来潜在的金融稳定性风险：如银行存款大规模和/或突然转换为CBDC而造成的“挤兑”。同时CBDC还会削弱已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如不能精确控制基准利率和流动性供给。因此各国央行对零售CBDC持更谨慎的态度。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对CBDC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背后体现了他们各自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在面临货币和支付挑战时，维护货币主权和保护商业银行利益的复杂均衡。

4. 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近日有新闻称，高盛和摩根等7家券商已完成工商变更，成为外资控股公司，一些国人在庆幸中国终于全面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这些事实都是幻觉，实际上，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是既成事实。

4.1 缺席中国央行的CBDC工作小组

全球监管社区担心CBDC的引入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引入额外的碎片化，因为它已经足够碎片化。因此他们迫切希望确保不同央行以一致的方式进行CBDC。2020年1月加英日瑞瑞欧六家央行与BIS成立了小组以评估CBDC的使用案例和跨境互操作性，中国央行缺席其中。

中国央行在CBDC实践方面处于前沿。中国央行也积极参与并为FSB/BIS相关工作组贡献中国经验，例如穆长春司长为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企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和批发代币的应用案例等工作贡献了中国经验。G7/FSB稳定币工作组主席Benoît Cœuré称，BIS希望把各国央行“团结起来”，避免各国不同的CBDC方式为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额外的碎片化”，并表示：“中国是一个全球基准，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BIS必须看看中国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好处，以及什么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用于好的目的”。话虽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央行并没有参与FSB主导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制定的工作，也缺席了在BIS/CPMI框架下多国央行组成的CBDC工作小组。FSB稳定币工作组和BIS/CPMI是目前在稳定币和CBDC方面最权威的标准制定组织。考虑到2019年10月G7提交给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全球稳定币评估报告》亦获得了中方认可，中国似乎并无强烈理由把自己排斥于该项工作的后续——即FSB稳定币工作组和BIS/CPMI的CBDC小组——之外，因此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并没有被邀请参与其中。

4.2 中国未被纳入美元互换网络

Perry Mehrling描述的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如下图所示：位于最顶层的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元，其次是美英加瑞（士）日欧央行之间的常设、并且无额度限制的C6货币互换协议、再其次是其它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区域性流动性池（如清迈协议、欧洲货币联盟或IMF信贷额度）、接下来分别是国内货币和国内信贷。任何国家央行可以通过与C6任何成员的双边互换协议，或通过其他区域性流动性池，获得美元流动性支持，否则他们只能通过囤积美元的方式来创造美元流动性。中美间没有货币互换协议，中国通过与英日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能够访问到美元全球流动性支持。因此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层次中，人民币位于C6货币互换协议之下。

美元主导的层次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此次救市，美联储还将总额为45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临时扩展到其它九家央行（与C6平行）。耶伦表示，“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美联储可能不会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货币互换的范围”。但这九家央行的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和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因此，这项政治化安排仅仅为排斥人民币。

货币互换协议本质上是协议双方向对方让渡铸币权的安排，即以己方货币作为抵押向对方借入对方货币。因此当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美元进行增发时，与美联储有货币互换额度的央行能够缓解或避免因美元增发导致己方货币相对（美元）购买力的减少或相对国家财富的减少。在美元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现实情况下，是否与美联储拥有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互换额度的大小实质上成为了一项政治安排——即美国可以通过增发美元削弱他国货币购买力和收割其财富，这也能有效阻止他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联储既已加冕为事实上的“全球央行”，却在履行职责时采取双标和玩弄政治。

这些货币互换协议（C6以及美联储与九家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额度）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将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全球第二大美债持有人和最大美元外汇储备持有人，中国央行并没有加入这些货币互换协议。近期，IMF在努力提议新的SDR分配，但美国反对IMF向中国和伊朗的大量流动性支持。这表明，美国在加速呈现逆全球化和去人民币化。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中国未能加入美元的货币互换网络，中国央行缺席BIS与六家央行的CBDC工作小组，这两件事情看似孤立，实质上反应了人民币已经被隔离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外的事实。中国的应对之策，除在现有国际货币层次结构上争取机会外，更应主动积极开辟新的空间——推动再全球化，与更广泛的伙伴设立公平、公正、可信的货币互换协议，建立并推动人民币主导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5. 中国这次真的领先了吗？

由于政治体制差异，中美货币数字化战略取向截然不同。美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所以数字货币的发展更多是由央行货币在后面做支持，并由Libra等私人数字货币充当前锋；中国是公有制政治体制，所以央行一直强调自上而下地推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并否认任何私营数字货币提案。从对批发vs零售类型CBDC的选择，我们可以体会到两种政治体制在数字货币竞争中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策略。因此，美元与人民币在数字时代的竞争，更多地会发生在“中国以央行代表的DC/EP”与“欧美以私营部门代表的Libra”之间。

也许DC/EP确实是全球首个落地的（零售）CBDC吧，当前国内弥漫着一股不切实际的自豪感——这一次真的领先了！但是，事实究竟如何？笔者尝试从国际化现状、已有金融基础设施、公共和私营部门主导、理论研究和实验、标准、人口基数、场景和技术等维度做一次尽可能全面而真实的比较。

5.1 国际化现状：美元 vs 人民币

评价某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一般是看其作为国际支付、计价和储备工具所占百分比。美国GDP约占全球25%，但美元占据全球50%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支付，国际金融交易44%（单边）、全球储备货币约60%。中国GDP约占全球六分之一，目前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少于2%，尤其在过去6至7年间，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比例一直在2%以内徘徊，占比和排名没有明显变化；全球储备货币占比比也少于2%。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美元和人民币的权重分别为41.73%和10.92%，看起来差距小了很多，但SDR一直没有得到实际广泛用途。

因此，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与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六分之一的地位严重不相称。类似Libra的全球稳定币的出现，不仅可能侵蚀人民币货币主权，更有可能进一步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数字化人民币虽然可能削弱美国通过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发挥其软实力，但货币物理形态的变化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国际货币竞争的基本面。从历史上来看，任何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第一步，都是取得得国际支付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际贸易“大”而“不强”，巨额的贸易量并没有提升提国际支付对人民币的需求，人民币离岸市场也主要由套利驱动而并不是服务于基于人民币的商品和服务贸易。

5.2 已有金融基础设施

在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代表美元在全球大杀四方的是“私人美元”和“欧洲美元”；美元分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在岸是公共美元和私人美元，而离岸美元主要是欧洲美元。在美欧等金融发达地区，私人货币市场在正常时期能够吸收国际支付结算净额的波动，通过扩大和收缩短期国际信贷提供流动性。这样，每个全球一体化的货币市场都有自己与国家货币的联系点。例如，欧洲美元实际上是承诺支付私人发行的美国银行货币，而美国银行货币最终是承诺支付公开发行的美元。当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市场失灵，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不得不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来承担这一角色（即作为“最终交易商”参与做市）。

反观中国，由于目前国内货币市场和国内银行体系欠发达，不具备深度和流动性市场，因此，吸收国际收支波动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央行身上，央行必须使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第一交易商”参与做市。如果没有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因而相对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空间，以及足够大的外汇储备作为缓冲垫，人民币汇率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市也不尽如人意，它主要靠套利驱动而不是靠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或者金融交易来驱动。新经济思想学会和Perry Mehrling的研究报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似乎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私人市场，使其有能力吸收其中一些风险。然而，在缺少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时，离岸货币市场可能还不够”。

私人商业银行和私人货币市场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相当于全球私营部门通过商业银行和市场化金融（即影子银行）与美联储分享了美元铸币权，通过吸收美元国际收支的波动性而获得了风险收益——“铸币税”。所以，私人美元和离岸美元本质上是调集了全球私人资本分摊美元货币体系的风险和收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私营部门无门槛或在机会均等的情形下参与其中，少数跨国资本影响和控制了美元的创造和供给。即便如此，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全球私人资本参与分摊美元体系风险和利益的积极性。

5.3 公共部门主导vs私营部门主导

因为代表了公众利益，中国央行更果断地在发展CBDC的类型上选择了更具颠覆性但对央行和公众有更大潜在收益的零售型方案。由于央行借此可以全面加强自身对货币体系的管控能力，并实现更好的金融稳定性，因此DC/EP从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实力。这是由公共部门主导带来的优势。但极其浓郁的主权色彩，使DC/EP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临“不够市场化”的批评，并可能引起部分地区和国家对人民币的警惕，这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利因素。由公共部门主导，亦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全球私营部门的能动性，例如参与建立离岸人民币所需的强大的私人货币市场，或者参与数字货币技术和业务创新。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人民币国际化仅靠中国政府或民间力量很难干成，必须依靠全球公共部门、政府和私营部门等多方力量协同方可成一定气候。

国际央行社区的普遍共识是，应当监管并激励私营部门，大部分创新由私营部门驱动。在今年的Davos-WEF数字货币圆桌会议上，Cœuré就明示，“货币生态系统必须是公共和私人解决方案的混合体。技术变革通常来自竞争，来自私营部门，它通常不来自公共部门。大部分创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将由私人玩家提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则称，“由于新技术和创业精神的激励”，私营部门进行的“一系列创新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支持”。

私营部门主导的Libra方案，虽然本质上体现了美元利益，但其商业中性和促进竞争的形象，特别是“挑战美元霸权的悲情英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更容易获得全球范围的认同。除此之外，私营部门主导能够更有效激发私营部门能动性。但根本上，Libra建基于基美元法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它创新的局限性——不能改变银行业根本利益格局。这是欧美央行当前在零售型CBDC面前踌躇不前的根本原因，所以也限制了他们从货币数字化大潮中所能获取的潜在收益。

货币数字化大潮中，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但针对他们之间的边界，央行社区尚未形成共识。公共部门需要在充分考量私营部门可能无法解决的各种重要问题的前提下，提供一个尽可能正确而清晰的框架。例如，要尽最大可能避免大公司侵犯用户主权、充分保护用户的数据主权。

Shanmugaratnam在Davos-WEF称，“数字货币系统将是一个公私混合的系统，这种混合系统将面临严格的公共监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部门将成为基础设施和所有数字代币的提供者”。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近期“财新论坛”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市场驱动，平等竞争，央行的重点是提供基础设施，减少对人民币使用的限制，由市场来决定使用何种货币。英格兰银行副行长、BIS/CPMI主席Jon Cunliffe在其重要发言《是时候谈谈货币了》中称，要定义CBDC的功能，需要讨论“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在哪里”。他认为，货币的形式一直在演进，货币形式变化的影响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并需要政治当局参与有关“公共部门的作用”的讨论。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还涉及到效率和公平性的复杂均衡。货币体系的效率和公平性，谁应优先？不同货币学派、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层面的问题。

简而言之，评判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主导货币数字化孰优孰劣，目前尚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公共部门主导的数字货币方案可能会在大幅提升央行货币管控能力以达到更优的金融稳定性前提下，更倾向于满足国内公众的利益诉求；私营部门主导的方案则会更加有利于竞争和推动创新，并激励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参与分摊该货币体系的风险和收益。以DC/EP为例，如果适当放宽私营部门的参与度，将有利于减少人民币国际收支波动对货币体系的冲击、推动人民币数字货币生态的创新。总而言之，在货币数字化进程中，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边界目前并不清晰，要取得有效平衡还需广泛的讨论。

5.4 理论研究和实验

虽然中国于2014年底开始了CBDC相关研究，但鲜见中国央行在CBDC理论领域公开发表重要学术成果。虽然高度警惕零售CBDC对商业银行的负面作用，但欧美央行并不回避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他们的学者实际上引领了CBDC理论研究。例如，英格兰银行的Michael kumhof和Clare Noone有关CBDC设计基本原则的论文、Michael Kumhof与John Barrdear有关CBDC经济学影响分析的论文，被誉为“CBDC必读之作”；欧洲央行的Ulrich Bindseil提出的分层（付息）CBDC方案较好的地平衡了零售CBDC潜在的经济学收益和对商业银行商业模式的破坏，国内学者赵燕菁和吴桐随后也提出了相似方案。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已经明确表示“5年内不发行（零售）CBDC”，但美联储理事Lael Brainard同时表示美联储“将对CBDC进行积极研究和实验”。欧洲央行执委Yves Mersch则表示，欧洲央行积极对零售CBDC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验，以确保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用，让政治家们去决定是否以及何时采用零售CBDC。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的Stella项目已经进展了四期，并在代币化支付结算方面获得了丰富的实验成果。截至2020年2月底，中国央行为DC/EP项目申请了84项专利；由于缺乏欧美央行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谨慎地断定：中国央行在CBDC实验和落地方面暂时领先。

5.5 标准

“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一节描述了BIS牵头六家央行组成CBDC小组并将中国央行排斥在外。。他们计划在法律、应用和技术等方面遵循共同的标准以实现各家CBDC的互操作性。因此，即使抢先落地，DC/EP也是一个“孤立”体系，缺乏与其它国际货币体系的互操作性。因应不当，只会在美元为首构成的“货币岛链”之中，造就又一个“货币孤岛”。

5.6 用户基数

显而易见，Facebook生态坐拥28亿全球用户，加上Libra协会成员生态用户，Libra潜在的用户基数非常惊人。在某些情况下，Libra还可能“倒吸”相当一部分中国境内用户。而DC/EP短期内，也许只能服务中国境内的16亿居民。作为法定货币，DC/EP在国内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很容易实现全覆盖，这点自不待言；但在境外，DC/EP短期能影响到的主要是华语地区用户和“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用户。从用户基数来看，DC/EP并不占据显著优势；相反，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处于落后局面。

5.7 应用场景

Libra的应用场景“自然而然”地将覆盖Facebook网络平台上当前提供的各种经济、社交场景，还可能覆盖Libra协会会员提供的各式潜在场景，例如普惠金融。透过DC/EP当前在苏州和雄安新区的测试，我们可以感受到DC/EP目前主要聚焦于零售支付场景。从相关报道可以了解到，央行正在拓展DC/EP的应用场景：比如跨境、跨机构支付和清结算等场景。当然，DC/EP还可通过与支付宝、腾讯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深度绑定，发挥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建立的诸多场景优势。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Facebook可以说天然地具有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魅力，亦即对中国用户也有天然吸引力。反之，中国网络平台大多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并且隐含着一种源于文化观层面的缺陷——对隐私权的极度漠视乃至根本性的无视。中国移动App主要在华语地区有影响力。目前唯一真正具有跨文化、跨国影响力的抖音海外版本Tiktok，其实完全由国外团队运营。这一切无不表明，基于中华文化的移动应用对国际用户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笔者近期短评《数字货币的终极决定力量是人口基数和文化观》已经说明，应用场景本质上是文化观的反映。DC/EP目前所能影响、渗透和覆盖的应用场景，尚缺乏足够的跨文化吸引力。各国或不同文化在隐私维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也限制了中国移动应用对海外用户的吸引力。

5.8 技术

笔者认为很难从技术层面对DC/EP vs Libra进行完整评价，但为比较的完整性保留在此处。

Libra的编程语言Move全面支持智能合约，可以非常轻松地开发金融应用，私营部门可以广泛参与从而极大地丰富Libra的金融生态，因此具有显著优势。私营部门的广泛参与，与私人货币市场吸收美元国际收支波动以稳定美元货币体系一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智能合约及其开发和运行环境完全开放并在联盟链节点间共享，赋予Libra生态中的分布式智能合约及相关应用强悍的信任势能，Libra也有望藉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DC/EP对智能合约的支持相对有限。据央行介绍，DC/EP可能只会加载有限的、有利于发挥监管职能的智能合约。即使是开放给非监管用途，央行也可能为加载智能合约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并限定使用场景。这可能会抑制私营部门基于DC/EP的业务创新。

Libra采用了联盟链技术，或许可能带来更好的系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DC/EP仅在部分基础设施采用了联盟链技术，这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

DC/EP开发了极具特色的双离线支付功能，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技术解决方案，但为DC/EP提供了极端情况下（如断网）的可用性，具有重要意义。Libra可能并没有考虑这项需求。

DC/EP另一个显著的技术优势是充分融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从公开报道可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与AI头部企业商汤科技合作开发基于DC/EP的人工智能应用，方便央行在宏观（如经济行为统计）和微观（如反洗钱、反非法金融活动、货币定向投放等）层面实施有效管控。通过及时获取海量鲜活的金融交易数据，可以构建精准有效的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大数据的填喂与反馈，可将各种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模型部署至智能合约。部署到智能合约中的机器学习模型的推理部分所需算力微乎其微，但其所能提供的智能效用则无穷大，因此这种模型的部署和应用具有巨大的价值，能够显著提升央行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方面的能力，并且大幅提升央行响应市场变化和商业周期的敏捷性。但这项优势是因为中国央行能够跨越隐私保护的法律障碍以获得足够多的金融交易数据来支持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同样地，如果Libra协会或美联储能跨越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障碍，他们也将迅速获得这种能力。跨越这种障碍是有可能的，例如欧洲央行总裁Christine Lagarde在评价欧洲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时的优势时称，“隐私保护是我们（即欧洲央行）的优势，也是我们唯一的优势”。

6. Libra2.0关键分析

6.1 单货币稳定币LibraXYZ和多货币稳定币LBR

Libra上线之初将发行锚定美元、英镑、欧元或新加坡元的单货币稳定币（本文会交互使用“单货币稳定币”、“Libra稳定币”和“LibraXYZ”三个术语），并将基于一组选定的单货币稳定币的给定权重发行类SDR的多货币稳定币LBR，以在非篮子货币国家场景里，作为跨境结算工具或者作为“更中性和更少波动的货币替代”。

所以Libra的经济学影响是，在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和新加坡等Libra篮子货币的司法辖区中，单货币稳定币LibraXYZ将名副其实地成为这些司法辖区的“私人数字法币”；值得注意的是，LibraXYZ不是基于央行M0的公共数字法币（零售CBDC），而是基于M2的私人数字法币。多货币稳定币LBR在这些司法辖区没有应用场景，因为在Libra网络上，无论是私人数字法币还是各国央行直接发行的公共数字法币，它们之间的互操作仅需要智能合约，而不需要作为结算工具的LBR。在非Libra篮子货币司法辖区，LibraXYZ和LBR如果比本地货币强势，将产生“货币替代”的效果。这当然比直接的“数字美元化”更具隐蔽性，看起来也好像更加“温柔”而有人道主义味，但实际上与“数字美元化”效果一样，会严重冲击该国货币体系的金融稳定性并削弱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而不过是一枚裹着Libra商标的糖衣核弹。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G7《全球稳定币调查报告》中“全球稳定币潜在的公共政策挑战”一节的相关描述。LibraXYZ一落地，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就承认了“私人数字法币”的合规选项。在零售CBDC对商业银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前提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在零售CBDC面前举棋不定但允许Libra高调发布就很好理解了。

由此可见，进入Libra货币篮子并被分配相应的权重，就成为了一项“自然而言”的政治安排。无需多言，这项安排服务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哪些货币能够进入Libra货币篮子？哪些必须拒之于“篮”外？这不由Libra协会决定，答案在美联储的货币互换网络。2013年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加拿大央行设立了常设、无额度限制的C6货币互换协议；2020年3月美联储进一步将总额共计4500亿美元的临时货币互换额度拓展到九家货币当局——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央行。这些货币互换协议将所有相关国家的货币体系在全球层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美元的全球网络。

如前所述，人民币不可能进入Libra货币篮子，但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Libra“水到渠成”地发行人民币稳定币LibraRMB。LibraRMB将在FSB建议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框架下运行。作为G20成员国，中国会尊重FSB制定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并相应制订本国的监管细则。LibraRMB的储备组成为20%现金或现金等价物，80%为三个月以内的高信誉等级、短期人民币国债。储备结构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如余额宝的资产结构类似。2018年1月1日起，余额宝之类的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被央行纳入广义人民币（M2）的统计。这表明，针对将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用作人民币支付工具监管方面，中国央行已经相当有经验。除了代币化和数字化的差别之外，LibraRMB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金融属性也许会非常接近。Libra协会也有意愿与中国央行和相关监管机构去沟通有关发行LibraRMB，用智能合约实现中国央行的外汇管控也并不困难。易纲近日在“财新论坛”上强调，在应对日益增加的“逆全球化”风险时，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在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领域，中国央行欢迎“与主要国家央行以及区域内的合作”。因此监管经验、技术可行性、国际合作氛围、监管双方的意愿，都支持发行LibraRMB的可能性。如果最终Libra能发行人民币稳定币LibraRMB，这将是国际数字货币良性竞合的体现。

LBR被刻意设计为在非国际货币国家以取代当地货币体系，这是 “美元化”曾经达到的效果。但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美元化”有了新的外衣：代币化和篮子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究其根本，美元的全球货币互换网络，已经让货币篮子成为美元控制流动性的工具。正如前文“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述，在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中，IMF提供的信贷额度与其它区域性流动性池，其优先级都在C6之下。最近，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IMF正在向多个国家发行SDR额度。获得SDR额度本意不在为使用SDR，而是通过SDR额度获得美元流动性支持：否则，增发SDR对于缓解美元流动性短缺有何意义？所以IMF的SDR被定位于区域性流动性池，在国际货币层次架构中位于C6之下。Libra货币篮子可以被认为是与IMF/SDR类似的区域性流动性池，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层次结构的一部分。

Libra一旦发行，将不仅在境内，对中国的货币主权形成侵蚀乃至取代，在境外“一带一路”国家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但通过数字化和篮子化包装以后，Libra完美地隐藏了数字美元的全球战略意图。

6.2 Libra的监管

对比2019年G7和2020年FSB的全球稳定币报告，监管社区对稳定币定义发生了微妙变化。2019年G7稳定币工作组《全球稳定币调查报告》中，稳定币被定义为价值上“与法币保持相对稳定”的加密资产；2020年FSB稳定币工作组《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中，稳定币被定义为价值上“与一种资产、或资产池、或一篮子资产保持相对稳定的”加密资产。从字面理解，“资产”是比“法币”更广泛的定义，稳定币过去只能锚定法币，现在可以锚定法币、非法币资产、资产池、一篮子资产等，并且“基于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币安排现在是可以接受的。这里的变化可以推测，监管对基于“货币篮子”的LBR态度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前提是Libra协会为发达经济体的国际货币提供单货币稳定币，并且限制LBR仅用于新兴和发展中（EMD）经济体的场景。

根据Libra2.0白皮书，LBR被用于“缺乏当地货币稳定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大概率上，与中国以及其它人民币希望吸引的EMD经济体重合。根据Libra2.0白皮书，用户被预期优先选择当地货币稳定币、其次是其它货币的稳定币，最后才是LBR。即使在C6范围内，一些央行例如加拿大银行明确称，采用一种新的记账单位的数字货币，例如Libra，会“严重威胁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性”。综合考虑，LBR被定位用于“缺乏当地货币稳定币的国家”，并且LBR被预期为用户的“最后选择项”，合理推测是，在Libra篮子货币国家，LBR可能被限制使用。目前看来，存在LibraXYZ的那些法币，基本都属于强势国际货币，在这种场景下，“货币替代”发生概率相对小很多；Libra没有提供稳定币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其它EMD经济体，如果使用LibraXYZ和LBR，则有较大的“货币替代”风险。

注意区分Libra的注册地监管、美国政府监管和实际运营属地监管。Libra协会注册在瑞士，因此名义上需要向瑞士监管当局申请相关牌照。据Libra协会称，瑞士金融市场监管管理局（FINMA）已经与瑞士央行和20多家监管机构和央行密切协调去处理Libra事宜。这个虚拟组织被称为“FINMA学院”，它在Libra牌照申请事宜上有“话语权”，甚至“监管和决定Libra货币篮子的组成和权重”。笔者没有查到FINMA学院的组成，但推测，大概率，学院与前文所述的已经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协议的央行加上IMF基本重叠，美联储对学院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Libra协会成员基本都是美国企业，所以Libra协会必须接受美国的监管。因此，在美国和已经纳入美元互换协议的司法管辖区，使用Libra稳定币不会有明显的“货币代替”问题，监管也可能会抑制LBR的使用。在其它司法管辖区，因为基于网络空间运营，Libra协会事实上并不需要获得当地监管许可即可运营：运行已有的Libra稳定币，或提供和运行挂钩当地货币的Libra稳定币以及LBR；与已有的Libra稳定币或LBR比较，当地货币大概率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发生“货币替代”，FINMA学院可能“乐见其成”。因此，获得瑞士合规牌照的Libra，更像一个获得“杀人执照”的007去EMD经济体替美元开疆扩土，而在发达经济体，Libra仅仅作为合规的私人数字法币运营。

6.3 建设基于私人数字法币和公共数字法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Libra项目负责人David Marcus在今年Davos-WEF上表示，Libra网络希望支持运行稳定币（即私人数字法币）或CBDC（即公共数字法币），Libra网络为转移（和互操作）这些数字货币的标准和方式提供了一种共识。

2020年初BIS联合数家央行通过XRP成功测试了CBDC的互操作性，技术方案可能是参与测试的央行把XRP作为中间结算工具，将自家CBDC与XRP进行交互，以实现多个CBDC间的互操作。显而易见，只要把XRP替换为LBR，Libra一样可以支持多个央行CBDC互操作。但这可能只是眼前的方案，长期方案是各国央行直接在Libra网络发行CBDC，Libra网络为他们提供直接在协议级别的互操作性。

Libra2.0为集成CBDC提供了清晰的蓝图：第一步，基于M2法币/法币资产发行私人数字法币，这里涉及到储备资产的管理以及信用风险和托管风险；第二步，各国央行直接在Libra网络上发行CBDC（公共数字法币）。在两种情形下，LBR仅仅是Libra网络上一组选定的私人/公共数字法币（即Libra篮子货币）按照给定权重形成的智能合约。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蓝图的第二步就是Mark Carney在2019年8月提到的“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主导货币的最佳方案”——合成霸权货币。从加拿大央行行长到英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不仅是伟大的中央银行家，也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伟大的战略家。扎克伯格应该邀请Mark Carney来领导和操盘Libra，这样Carney就有机会去亲自践行自己提出的“合成霸权货币”构想，描绘他心中的“新国际货币金融秩序”蓝图。过去半年，笔者一直关注Carney卸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后的动向，数次猜测他可能加入Libra协会，但一直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出现了。

所以Libra承担了在近期和中远期“狙击”人民币、维护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使命。近期，Libra的私人数字美元和LBR的组合拳与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正面竞争，侵蚀乃至取代后者境内货币主权并削弱人民币国际化实力，力争在这个阶段就成功 “狙击”人民币。如果近期战略不奏效，就着眼于中远期，以当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形成的合成霸权货币“狙击”人民币。近期和中远期战略层次分明，形成战略上的先后手，都是为已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续命”并“狙击”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主导货币。

6.4 LBR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LBR近期和中远期战略定位是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等人民币影响力区域，削弱人民币货币主权并帮助私人或公共数字美元延续美元货币霸权。因此只有在美元处于这场竞争的不利局势时，LBR才有可能参与全球主导货币的竞争。亦即，只要美元霸权仍然存在，LBR就是这场货币竞争的配角。只有在美元不得不退场的情况下，LBR才可能以“替补身份”上位。LBR的战略定位不一定是Libra协会的主动选择，美元体系的权力精英会通过立法和监管等手段（如FSB和FINMA学院）来影响、修正和校准LBR的战略定位。无论是美元持续保持主导货币地位，还是LBR夺得主导货币地位，都能满足现有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诉求。仅就目前观察所得，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LBR更多是一种战略策应而非战略主线，LBR进入舞台中央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概率很小。

6.5 通过智能合约赋能社区构造和运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Marcus在今年Davos-WEF上称，Libra协会将借助可编程货币和智能合约赋予数字货币真正的威力，并围绕金融体系进行一系列创新。Libra支持金融业务的智能合约开发语言Move将赋能社区构造并运行丰富和完整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这里既包括以区块链去中心的方式运行的支付、商业银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也包括其它现在尚未出现的去中心化金融商业模式。借助Move，Libra将这里的可能性交给了社区去想象和实施。

6.6 Libra上线时间表

Libra已经向瑞士监管当局申请支付牌照。牌照一旦正式获批，Libra就可能正式上线。如前所述，FSB稳定币工作组近期向G20提交了《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草案，该草案将于2020年10月形成正式文本。这相当于回答了监管当局什么时候会给Libra颁发牌照这个问题：瑞士监管当局大概率会在《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成为正式文件的同时，给Libra颁发牌照。也就是说，Libra大概率会在2020年10月正式上线。在本文完成之时，笔者读到新闻说“Libra协会副主席预计Q4启动Libra”。

6.7 Libra总结

Libra定位于提供网络以运行私人/公共数字法币，并且通过智能合约赋能社区以构造和运行丰富、完整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维护和延续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其运作方式，在近期和中远期，会侵蚀人民币货币主权并削弱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如朱嘉明老师所言，“Libra2.0所代表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未来货币体系的构想，已经超出了Facebook原本的框架”。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欧金融体系经过近一年的研究与设计，代表传统金融霸权的利益集团既获得了新共识和达成某种全球化默契，又设立了步步为营、消灭并收编挑战者的具体方案。当下欧美传统金融集团联合体，可能已经胸有成竹地掌控数字货币、数字资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如果2020年10月Libra如预期落地，那将是美元金融全球霸权新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将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央行货币数字化等，带来前所未有、无法估量的严重挑战和艰难处境。

7. DC/EP的下一步建议

2020年四月中旬起，DC/EP遵循“先境内后境外”、“先简单封闭场景后复杂开放场景”、“先零售支付场景后大型批发支付场景”等原则，率先展开测试。一方面，DC/EP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央行货币，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充分测试以缓解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DC/EP肩负预防Libra在中国境内侵蚀人民币主权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DC/EP必须抢在Libra之前正式上线。据此，笔者谨慎预期DC/EP上线日期会稍早于Libra。如上所述，Libra大概率会在2020年10月正式上线；因此DC/EP大概率会在2020年5月后加快测试节奏，并在10月前会在一些较为安全的场景正式上线。

众所周知，DC/EP具有明显的零售CBDC特征。据悉，中国央行在测试零售场景的同时，也非常频密地与其它央行、境外金融机构和拥有国际业务的大型企业（如华为）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等方面的测试。从2019年12月BIS的论文《批发数字代币》中，我们也可一窥中国央行批发CBDC方面的工作进展。因此，笔者谨慎推测，DC/EP也兼具批发CBDC的特征。

在此笔者谨慎预期，DC/EP近期将测试更复杂的场景，包括批发支付、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等；逐渐开放DC/EP的可编程性，逐渐从监管职能拓展到非监管用途，如金融业务创新；中期将逐渐显现DC/EP对银行存款的替代作用，提升央行在货币精准投放、反洗钱和反非法金融活动等方面的管控能力，将加强测试境外场景并且建立海外节点；中远期，对DC/EP或许会采取更复杂的计息策略，例如分层计息策略，更加充分地发挥DC/EP精准调控货币政策的作用。

建议：

为在这场网络空间爆发的货币竞争中，人民币能够与美元充分竞争，笔者提出两点战略性建议：

7.1 分享人民币铸币权，共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货币体系

如上所述，美元通过全球货币互换网络与各国货币体系深度捆绑，但美元互换协议准入权以及可互换额度，则与Libra的篮子货币身份及权重一样，实际上不过是一项政治安排。这种安排对体系内维护了美元的货币权威和利益，对外则侵蚀乃至取代体系外国家的货币主权并通过货币手段进行财富掠夺，极具进攻性。货币互换协议本质上等价于分享铸币权，所以，形成货币互换网络的目的，是通过分享铸币权将其它主权货币纳入主导货币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

针对美联储（以及Libra）上述策略，人民币（以及DC/EP）也许可以这么做：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与他国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或者允许他国的主权债进入央行抵押品管理框架中的合格抵押品目录。只要愿意与我们展开经贸往来，中国就可以与其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量化两国经贸关系的密切与重要程度并据此给予央行合格抵押品目录中可抵押的主权债额度；也就是说，这项安排应该基于实打实的双边贸易，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这种安排不仅可以以人民币信用为其它国家货币体系增信并有助于维持其国内金融稳定，而且维护了他们的货币主权。

7.2 充分激励和发挥全球私营部门的作用

全球范围的私营部门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建设并运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商业银行、交易所等离岸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以吸收人民币国际收支的波动。这样可以避免中国央行以“第一交易商”日常地参与人民币外汇做市和干预，让私人货币市场吸收其中的波动和风险并分享人民币铸币税。在这个方面，与Libra类似的“私人数字人民币”可能是一个必要选项。第二，私营部门的参与能够鼓励竞争和激发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基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构建去中心化金融生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数字人民币和数字美元的全球竞争大戏已然拉开序幕。与其听风听雨，不如纵身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