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后疫情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

题记：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会议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我简单地和大家交流一下后疫情时期的数字经济问题，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机会与宏观影响。

经济学有一个破窗理论，如果我们把这个窗户打破之后，它是一个坏事，但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经济机遇，所以从这点来讲，数字经济就有点类似于“破窗”之后带来的新机会。过去几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在快速发展，但疫情可能进一步凸显了数字经济无接触交易的价值。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当隔离和封城成为唯一有效的防控疫情传播的措施，一个新的趋势出现了，就是网上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活跃。

我举个例子，在2月份的时候，当时线下的餐厅生意降低了75%，而网上外卖总量只降低了40%。这表明，数字经济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其他领域，比如说线上教育、线上游戏、线上娱乐等活动在疫情期间也有类似表现。比如，因为疫情关系，上半年我在香港待了五个月，但与此同时我完成了给北京大学学生讲两门课的工作任务，当然这也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的。线上的活动起码部分地弥补了线下活动的损失，这就是我所说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也是过去五年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了移动支付之后，大家就可以在支付方面得到不用去银行就可以获得服务的可能性，大家也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直接拿到贷款。今年5月，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参与主办了一场线上讨论会，请几家新型互联网银行的行长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员介绍在疫情期间，如何持续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实践。实际上，互联网贷款特别是大科技信贷，在疫情发生以前在国内已经出现了长足的进展，但疫情令这样一些无接触的金融服务显得更有价值。银行不需要跟借款人见面就可以快速、大量、有效地发放贷款。IMF跟我们一起联合组织线上讨论会，是因为中国的实践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我们相信，未来几年数字经济还会有更加快速的进步。政府正在大力投资于新基建，主要是投资数字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大家也看到了5G网络正在全面铺开，还有央行数字货币也会很快推出。再加上疫情之后，无接触交易的价值受到普遍的重视。这些都告诉我们，数字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新趋势。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经济背景，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员工短缺会越来越严重，需求主要在技术平台方面。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云计算，这些也许可以部分地替代劳动力，从而缓解因为老龄化而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式。我们分别和IMF及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发表了两篇工作论文，探讨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一些变化。大科技信贷可以依赖大科技平台、依赖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发放信贷，而不是依靠那些比较传统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打开准入的可能性，为很多原本没有获得过银行贷款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同时，因为信贷决策看数据而不是抵押资产，这样相当于取消了原来伯南克所称的“金融加速器”的机制，增加了金融的稳定性。

我们另外的一个研究发现2013年之前和之后一些经济数据的表现发生了改变。PPI指数波动性没有发生大的改变，CPI指数在2013年之前的波动性跟PPI差不多，但是2013年之后，CPI马上就稳定下来了。我们的一个假设是，在2013年之后移动支付和电商的大量发展，实现了全国市场的进一步融合。这样，CPI的波动性就明显降低了。我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只要一个产品在网上有销售，线下同类产品的价格波动性就会显著降低。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

因此，我想讲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方面，我们要更多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未来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个发展前景非常光明。另一方面，一旦这些数字经济落地，许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行方式，并因此对央行的金融决策与货币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黄益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数字金融、国际金融、农村发展和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