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质疑？

国家公布的三公经费太多/太少，我质疑；

你的书是代笔的，我质疑；

你木有小鸡鸡，我质疑；

……

共产党曾力图建立一个万众一心的国家，实际上“万众一心”直到今天也是个褒义词，但是无人质疑，没有跳出来说皇帝怎么没穿衣服，一个病夫可以把一个国家带到无比癫狂的地步，任何怀念他的人欢迎移民朝鲜。

解放军救灾的时候，公知们质疑这质疑那，却往往收获反感。这都啥时候了，你咋尽添乱呢？有本事你上啊。

在普通人心中，凡事没个监督，当然不行；谁都瞎质疑，也没法干事，更不行。

本文试图找到一条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怀疑。

先说点别的。

在普通人心中，哪怕是学过部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人心中，都会有些类似君权神授的幻念，比如说“天赋人权”。虽然在他们心中，“天赋人权”理所当然是对的，而“君权神授”则无可辩驳的只应存在于上古时代，但是究其内里，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呢？你相信天赋人权，他相信君权神授，二者谁是谁非？你能证明“天”的存在吗？他也证明不了“神”的存在。双方都是试图用神化般的概念解释世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样其实也有很多意义，比如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或者民族起源的神话故事，没有人会把他们当真（除了无药可医的基督徒们），但是这并不妨碍这在一个民族的形成中起重大作用。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要讨论的是现代学术，用现代学术的办法去解决一个应当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尽量不牵扯到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概念，因此君权神授当然是错的，天赋人权的说法也对不到哪去。

好了，说正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问题都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质疑，但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合适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出那些合适的质疑方式来。

首先，一个人的言论可以分为描述、评论两大类。前者是概念对现象的模拟，越接近越好；后者是对现象、意见的解释，不能找到一个原型来判断其对错。因此，我们应该尽量质疑的是事实性的描述，而不是评论性的意见。

比如，“韩寒，你到底有没有代笔”这个是一种质疑，而“方舟子，你为什么不喜欢韩寒”就完全不是质疑了。

从这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当然的推论：

对任何人主观目的的质疑都必须相当谨慎，因为主观目的不可观察。

此外，质疑方应该是利益相关方。质疑的目标是对方回应并自证清白，但是自证清白也是有成本的，如果谁都来质疑一下，你质疑我整过容，他质疑我学历造假，她质疑我没长阴毛，那我还怎么生活？质疑者应该是利益相关方，而以质疑目标的不同，标准又不一样，比如质疑政府，只要是“潜在”的利益相关方就有资格，而质疑个体，必须是“确实”的利益相关方。“潜在”的意思是说我有这个可能，比如传说城管打死人，那任何人都有权利质疑，因为人人都有受公权压迫的可能；而质疑他人代笔，必须是“确实”的利益相关者，比如相关的出版社，或者是买过他书的人。当然，随的社会的发展，这个边界并不是天不变界亦不变的，在我眼中，买过任何一本韩寒的书的人都有资格质疑韩寒是否代笔，那没花过钱但是因为韩寒的故事而喜欢他的人是否有资格呢？我认为是没有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社会或者几十年代认为有，这个也有可能。

最近质疑夏俊峰儿的子画画的这事，就很搞笑，买书的人没人质疑，质疑的都是没买书的。当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他们依然有质疑的权利，但是实在不是什么好的习惯。而几米来质疑乃至要求夏家道歉，这个是有理所当然的，因为几米是利益相关方。

此外，质疑应该讲证据。这个又因对象不同，标准也会有变化。比如车把桥压塌了，有可能是桥合格车超载严重，也有可能是车合格桥有问题，还有可能是二者都有问题。由于这个事涉及公义，所以只要有可能有问题，即使这个概率并不大到可以使一般人认为有明显的过错方，只要这个概率已经足够明显不容忽视，那公权方就应该出来回应。自干五们认为桥塌了大家出来质疑是无脑无常识，这恰恰是他们无常识的表现。在谁都没有足够强的证据链的时候，桥有问题是一个相当可能的选项，不能被忽视，因此政府理应做出回答。

对于私人又如何呢？这个质疑必须强到这个程度：从网上已有证据来看，关键证据已可证明质疑者的结论，除非被质疑者拿出之前不为人知网上极难被检索到的证据。

说到证据链，又是一门相当专业的知识，一般物证最强，人证其次，事实和法理推理又次。虽然我个人认为韩寒极有可能是代笔的，但是从质疑的方法来看，方舟子做的依然不对，他没有代笔的物证（之前已存在的被抄袭的出版物），人证（代笔团队），依靠的是全是二手证据，比如韩寒在视频中的问答，书中的笔误等。现代的文本分析，是有可能证明某书某文是否某人所做，但是一般来说证据的强度并不够。如果在一段自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中出现“我操你大爷”字样，无论是什么字体，我们都可以认为是不可能是当时真正的文本，因为用词“我”“操”“你”“大爷”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当时出现，尤其在连起来表达特定意思的时候。但是是否能证明就一定是伪书呢？也不见得，有可能是同时代不同的人抄书的时候抄错几个字所造成的衍文，或者是就是我们认错了字，实际上另外几个字的异写。当然如果承载文字的材料错了，那就肯定是错了，纸不可能出现在战国。这就是所谓的物证第一，而推理第三了。

右派大佬萧涵认为质疑韩寒就是恶待私权，实在是错，而方舟子质疑的方式，又是另一种错。方舟子是不是韩寒的利益相关方呢？考虑到韩寒的书已经公开发行，方舟子随时可以买到，因此从质疑资格来否定方舟子没意思，而萧涵除非认为方绝对不是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的质疑权是天然应该得到保证的，小股东有权要求大股东解释有可能危及所有股东根本利益的行为。

再者，被质疑者应该有理论上自证清白的可能，且成本不应太高。比如A怀疑B与A妻通奸，那能否叫B自证从未跟A妻有过一腿呢？这个很难做到，理论上从大概14岁起的每一天都有可能，要自证清白就得说清每一天的历史，还要可查证，这个成本可以视为无穷大，B有理由不回应。但是如果A问的是具体的几月几号有没有没有过不轨，那B是可以回答的，这就满足了合理质疑的一个要件。当然，可以回答并不意味着必须回答，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自干五的所谓质疑是很可笑的，“你，贺卫方，有没有收过美帝国主义的黑钱”这个你叫人怎么回答嘛？我一辈子收了多少笔钱我哪记得，加上不知名网友的匿名捐款，我哪知道有没有谁的黑钱？但是如果质疑者问的是Z年Y月W日一笔数额为X的款子，那贺老师是有可能回答的。当然，可以回答并不意味着必须回答，再重复一次。

同样，政府，或者公权力虽然可以被质疑的广度和深度都要超过普通人，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回答一切质疑，因为这个成本是无穷大，而就一些具体情况而言，可能会危及国家利益，政府也是可能有豁免权的。只不过由于政府天生有滥用权力的冲动，而又总是以国家利益为由胡作非为，我还是主张限制政府的这方面权力的。不能没有，又必须限制，因此政府对哪些质疑该回应哪些不该回应，就也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边界，当然，目前而言政府还是过的太滋润了。

最后，被质疑方有沉默权。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有权利不回应。这条的意思是说质疑不应该是一场超限战，不是用尽一切资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可能被质疑者确实是被戳到痛处，也有可能因为别的原因他就是不想说，就像我们有时候宁愿承受某些误解而不愿意解释一样，其实真实情况可能很复杂，读过一些侦探小说的肯定知道。

就普通人而言，质疑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此很多时候不是“能不能”或者“应该不应该”质疑的问题，我这篇文章讲的是如何“好”的质疑，千万别看到后面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