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和余额宝的问题（下）

再来说说余额宝。赚钱、理财是极其牵动普通人神经的词儿。余额宝们的利息远高于银行利息，多大的诱惑就有多大的疯狂。银行业内人士虽然大多嘴硬“不在乎”，但脸部肌肉更僵硬，其实心里很紧张。先不谈这个，就说几十年来全国人民一百个放心将手中的余钱存在银行，不用担心哪天银行“倒闭”钱打水漂（很多人不相信西方国家的银行是会倒闭的），还有些许利息，就是认定不管这钱还是银行，它们的爹妈都是国家和政府，爹妈当然负责到底。至于外资银行？那也的干儿子，它的干爹妈也会负责到底。这么多潮人涌向余额宝，一定也认为余额宝等的公司早已是有了爹妈的儿子，或者是干儿子，所以义无反顾？（3月11日注：本段文字写于前两天。今天的新闻里说道，余额宝们果然要“开银行”了，如此则至少跻身“干儿子”行列矣）

世界上有没有“赚钱”这种事？当然有。比如一桌四人打麻将，几圈下来，有人赢了——赚钱。但有人赚钱必然就有人亏钱，四个人身上的钱总数不会多出来，打到有人口袋里空了，游戏也就不可持续了。经济活动也是一样，一买一卖之间，从钱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人“赚”了有人“亏”了。假设有一个什么“市场经济”体系，钱总数固定，有人赚钱有人亏钱，玩着玩着就会像四个人打麻将一样，有人输得精光，游戏结束。政府只扮演单一的收税员角色当然更不行，那就像庄家抽头，打麻将的四个人钱只会越来越少。因此，为了让“市场经济”能够玩下去，必须不断地通过政策扶持、投资拉动、QE之类的方式，向这个体系里持续不断地注入资金——印钞必须进行时。

在一个封闭体系里玩“市场经济”——即“钱—货（交易）游戏”和“钱—钱游戏”（所谓“以钱生钱”的金融），是不可能持久的，单从金钱的层面，就会迅速导致两极分化，进而导致这个社会体系的动荡、崩塌。因而，市场经济必须是“外向型”的。

几百年前的西方，封建贵族割据争雄，权力分散，只有贵金属货币才能最终调动和主导普通民众的“集体意志”；而贵金属本质是稀缺的，这导致全社会信用的稀缺，民生凋敝。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为这个社会注入信用，西方民众因此走上航海冒险之路，从海外掠夺金银回去，从而直接并持续不断地为西方社会注入信用。由于不断有新鲜的“外财”——金银硬通货的输入，社会上的金融集资用以从事经营和冒险——以钱生钱，分得利息、股红之类的生意才有了真实可行的意义。在一个封闭体系里，金钱不会凭空多出来，如果有人搞金融集资，吃红利，相伴随的必然是有人损失金钱，成为不可持续的“老鼠会”。

大航海时代，除了金银之外，香料等“贵重品”也是冒险家的重要目标。但这些东西运回西方不会增加其社会信用，只是作为好的筹码，在回到西方社会里的“麻将游戏”中占据有利位置，本质是借助它们在社会体系中赚取更多的金钱。在疯狂的向外掠夺而多出来的金钱信用的刺激下，西方社会内部的“赚钱游戏”——市场经济，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渐渐地，商人们发现大量地生产廉价的民生用品销售，所能赚到的钱或比倒腾奢侈品更为可观和持久，西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也就此拉开了序幕。相伴相生的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

显而易见，市场经济下，无论股民的分红、利息，还是资本家要赚取的剩余价值，都必须有源源不断外界金钱的输入，如此才可持续，否则就是“经济危机”。但金银是稀缺品（若非稀缺品当初也做不成货币），终有穷期，其生产货币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商品生产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社会以国家和政府的形式，生产制造出成本低微、原则上数量可以无限的货币，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持续注入信用血液。

国家（政府）生产信用产品——全价财富，与普通劳动者生产具体产品相比，不能说谁比谁更重要，至少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休矣。无信用，则既无社会化生产，也无社会化生存。货币则是社会信用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抓手，是权力的延伸、变体和物化，其后盾仍然是权力。而单纯的政治和法学意义的权力，因其作用力的单向性和刚硬、笨拙特质，也需要借助货币等灵活便捷的媒介，才能更好地行使其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等等功能。如何让社会“两套财富生产系统”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尤其是如何正确运用货币信用——就是财政和税政，去促进、引导具体财富的生产和创新，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务必兼顾分配的公平，才是所谓“经济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以钱生钱式的金融和理财，是一种颇为值得商榷的概念。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深感焦虑，缺乏安全感，因此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占有并积累尽可能多的财产。作为“全价财富”的金钱自然成为人们用以积聚的首选，而且“终朝只恨聚无多”永不知足。但“钱能生钱”是个伪命题。最早的货币——一般等价物，是海贝、玉石等精美稀缺的自然品或布、羊等实用品，然后是金银等贵金属，由于其相对稀缺、稳定耐久、方便分割计量等特性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认可和使用。大型社会组织——国家出现后，政府用贵金属及至用铜铁等普通金属铸币，予以定价并强制推广使用，直至最近几百年又发展成纸币。纸币的效用则完全依赖于其身后国家和政权的信用。

无论哪一种金钱货币，除了数量有限得之不易的一些天然品之外，都是人和社会组织制造出来，并赋予其效用的，而且必须“相对稀缺”；绝非“钱生钱”就能自动出现。在现代社会，银行放贷，计算利息，最后获取货币增加额。但贷款人及其生意关联人并不能、也无权制造货币，增加出的货币（利息）从哪里来？归根结底还是银行（央行）增发的货币。同样地，人们存放在银行的储蓄，如果“产生利息”，即多出来了金钱，最终来源也还是增发的货币。人们无论劳动生产、受雇出工，还是经营生意、开办工厂，所赚的钱或剩余价值，每一分其实都来自有印钞权的银行；而如果银行是由国家政权“背书”，那么，人们挣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国家信用——也就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让无数理财达人趋之若鹜的余额宝们，“利息”远高于银行，那么首先，它必须能很好地赚钱，至少高于其给付储户所需的利息。如何能高效地赚钱呢？无非有这么两种情况。一、其经营者都是天才干将，并且绝少失误，赚尽天下的钱，特别是多赚海外的钱，因为赚体系内部市场的钱实质是“麻将游戏”，不可永续；二、紧紧与发钞部门（央行）——实质就是与政府，捆绑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分到增发的货币，当然其方式一般是特权垄断、产业扶持、政策倾斜之类的。但我想，这两种情况既不科学，也无可能。有闻余额宝公司想将巨资的一部分存于银行而被拒，那就很蹊跷了。从银行得到的利息远低于需给付储户的利息，将明显因亏损而不可持续，如果是这样，就是典型的老鼠会。

“金融创新”是个极富诱惑性的字眼，但它既可能是美女，也有可能是蛇。早年西方的急速蹿起并几乎统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得益于其高效的金融创新；而近年西方整体不可遏止的颓势，也肇因于其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当初西方全社会都钻到钱眼里，个个以赚钱为职志，大兴金融创新，发明出集资、合股，办公司，开银行等等形式。或用于航海冒险从事海外掠夺，或用于研发并开设工厂大量制造商品销售，以攫取剩余价值——由是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也锻造了其超乎寻常的战争机器，西方人借此迅猛地征服、控制和掠夺全世界。当然，这一切的终极操控者就是先天拥有巨额金钱并借此占据了有利地位、能幕后掌控各国政权的金权势力。

这种貌似能“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其实正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粹所在。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其內生的扩张性。为了赚钱，最初直接从海外掠夺金银和贵重品，也有效地输入了社会信用；为了赚钱，殚精竭虑地钻研工艺，提高产量，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为了赚钱，疯狂扩张殖民地，由此把控工业原料的生产和工业产品的市场倾销……为了他们手上越变越多的“钱”确保有效用，而不是形同废纸，打造并掌控了一个个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军队。（当然，在争夺统治全世界的同时，也引发了它们内部的争霸）

【值得一说的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天生矛盾对立的一组概念，实乃近二百年来最大的理论误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关乎财富生产之组织形式的范畴，“社会主义”是关乎财富分配方式的范畴，维度各异。如施之于生产组织形式，则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皆非纯粹意义的“公有制”，而是大号的“私有制”。关于这个问题，容另文再述】

成败皆萧何。西方兴于金融创新，恐怕其没落亦将归于此。如果金融真能以钱生钱，那么它必然地会催速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因为富人才有余钱进行金融投资，并且涨钱的数量与其投入的数量成正比，由此有钱人愈发有钱；而穷人多为糊口挣扎，难有节余去搞什么“投资理财”，必定愈发贫困且翻身无望。

西方的困境还不仅仅在于此，一般情况下它们尚可依靠自身的强势地位，把极端两极分化向外转嫁，自己国内施行一定的福利制度。最大的问题是，福利制下的普通民众，如果能够利用余钱，在花样百出的“金融理财”产品中赚到足够的钱，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倾向于脱离实际劳动，追求享乐——不只在西方，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富人在感觉到钱不是问题后，都倾向于“脱产”，成为事实上的寄生食利阶层。在原本发达的西方社会，食利的富人多了，从事具体劳动生产的人自然就少了，而且劳动力成本飙升，成本压力迫使中低端产业加速外移，国内产业日渐空心化，技术工人队伍急剧萎缩，质量下降。

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具体财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其决定因素是相关生产者的素质和技能（即国民素质），而不是其拥有货币量的多寡！再多的金钱货币也必须有相应的具体财富（其背后是“人”！）相配套和支撑。虽然西方还在以历史形成的巨大国力尤其是军事优势，靠霸权从世界其他地区吸取物质财富，比如掌控石油等战略物资，印钞以“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但其自身生产能力的日益衰落却无可挽回，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最终丧失是必然的。在此情况下，没有什么寄生食利型国家可以长久存在。这是统治世界了几百年的西方的宿命，也应该是对正在努力谋求崛起，甚至憧憬着凭“金融创新”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获得脱胎换骨大发展的中国的警钟。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执迷于投资余额宝、比特币之类的“金融创新产品”，或者投机房产、古董、“艺术品”等等，梦想以之发家致富，而不是积极发展生产、提升科学技术和自身素质，那么，这个社会恐将没有前途，而且危险。

央行为什么否认取缔余额宝，在3月11日的报道中给出了答案。余额宝等几家公司申办民营银行，如获批准，则摆明了至少要被国家政权收为“干儿子”，打破既有银行“亲儿子”的金融垄断。对于这种互联网形式的“金融创新”，本人表示审慎乐观，传统银行因为垄断机制下的僵硬保守特性，关注的是确保自身的肥利，不敢创新，裹足不前，诸多关乎民生和就业的实体产业却得不到有效扶持而每况愈下、举步维艰，无疑需要有所改革。但怎么改、改的目的是什么，却需要极其谨慎周延的筹谋和决策、实施，在认定大方向正确的基础上，一步三看、甚至摸着石头过河。

无论如何，“金融创新”、允许甚至鼓励开办民营银行，其最终目标都应该是服务于发展经济、提升产业、创新技术、促进就业，并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使之趋于公平正义，以改善民生，固本强国，而不是玩出善于编织谎言、打包“次贷”销售给广大客户，只顾吸血食腐的“雷曼兄弟”式的金融奇葩。中国不需要“华尔街”，尤其是那种骑到自己头上做爷爷、还得小心地哄着顺着捧着怕着的内外华尔街，而是需要看管得住、如臂使指收放自如的高效金融机构。

（后记：许多读者或许已经看出来了，本文是借着比特币、余额宝等说事，阐述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相信其中不少乃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鲜之论，有些甚至是接近“元概念”级别的。当今经济学之所以遭遇困境，说啥都不准，一干“主流经济学家”为天下笑，盖因为他们的诸多论断乃是建立在可疑、臆伪甚至错误的基本概念上，叠床架屋，以讹阐讹、以讹推讹，自然谬之千里。做学问正本清源很重要。希望那些在象牙塔、基金会、智库里呆着的什么经济学家、教授、博导、大师们有机会能看过来，然后静下心去推敲推敲，或许醍醐灌顶有所得焉。本文行文仓促，有欠周延，不足和谬误之处自然在所难免，诚请有得之方家术士不吝赐教，若此，则抛砖引玉，幸如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