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珩：科技“引领”金融，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金融业态互补互促

2023年6月17日，由上海华瑞银行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金融科技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与中国数字金融合作论坛协办的“华瑞金融科技沙龙系列”第9期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本期主题围绕“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实践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珩出席沙龙并参与研讨，他系统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经历各个阶段，并提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科技“引领”金融阶段，指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够带来缓解银行供给端和客户需求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机遇，但也面临缺乏支撑转型的复合型金融人才等挑战。并针对中小银行数字化的风险问题，点明建设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加快数字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传统的金融供给或者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受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早的会计电算化发展到金融电子化，再到后来的网络化和信息化，直到今天的数字化转型，科技对金融业务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科技“支撑”金融，再到科技“助推”金融，一直到发展到科技“引领”金融。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电子化时期，主要是实现电子化互通互联；二是2000年到2012年的信息化阶段，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系统的建设；三是移动化和数字化阶段，主要是手机银行、搭建移动支付体系、建设数字化产品以及金融开放生态的建设。

目前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

机遇：

一是可以缓解银行供给端和客户需求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供需两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当前传统信贷市场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过高的交易成本又是弱势人群和小微企业受到金融排斥的主要障碍，而银行机构借助数字化转型来推进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不仅可以减少降低人力成本和营运成本，还整合大量碎片化和非结构化的网络用户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风险，进而为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借款人提供信贷支持和增信计划。

二是促进银行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一方面，银行机构通过数字化转型纷纷发展业务，不仅对银行负债、中间和资产等业务造成了一定冲击，也为新型业务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机构发展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使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方面优势将业务范围快速拓展到五六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以此与中小银行进行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推金融市场的结构变革和效率提升。

三是解决需求端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和贷款可得性。一方面，借助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可以完全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使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也能平等的享受合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可以准确获取到更多客户的“软信息”，提高其对消费者金融需求的感知，进而可以开发出与客户需求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此外，借助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能主动挖掘出不同类型客户的金融需求，以此不同客户群体定制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实现“千人千面”。

四是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除了上述优势外，对于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于农民创新创业、农村绿色经济发展、六次产业融合、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有重要意义。

挑战：

首先，缺乏支撑数字化转型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商业银行数字转型不仅需要金融人才，还需要懂科技人才，更需要懂金融科技的人才。但目前多数银行不仅缺乏可以主导整体规划和数据分析技术的人才，也缺少数字化人才的政策保障机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能弱化业务条线的智力支撑，影响数字化升级迭代。

其次，数据资产管理难度大，数据价值挖掘不充分。一方面，大部分银行数据资产管理工作多科技部门负责，难以对行内数据资源进行全口径、全周期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数据资产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同机制，跨界合作的开放动力不足，使得数据资源使用率不高，严重制约数据价值的挖掘与创造。

最后，数字化转型会带来新的风险。从技术风险来看，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网络应用会渗入各个金融场景，使得银行系统比较容易受到网络威胁，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难度增大。从市场风险来看，数字化时代下市场风险模型更依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构建更为复杂，模型验证更为困难，输出结果较难解释，导致模型应用产生不确定性。

从中小银行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挑战：

①投入受限。数字化转型需要高投入，但是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很大劣势，其更多的是要重新构建新的应用、新的模型，专业的技术人员配备又难以有效对业务和技术进行全面的识别和统筹，导致其不足以完全支撑其数字化转型。

②平台差异化的支撑不足。以农商行为例，省联社“重”管理“轻”服务。一方面，农信社主要是为了营销业绩更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而省联社则会担心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造成的潜在风险，在两者不断博弈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扼杀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就现实而言，尽管省联社在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技术有一定积累，可以帮助农商行转型，但由于每个农商行所处区域、自身特征、主要优势与短板千差万别，其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位和目标不同。因此，省联社利用大平台优势支持时也要结合不同农商行的经营特点和地域特色，采取差异化的平台支撑。

应该如何应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

首先，加快引导中小银行制定更加清晰的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银行的技术、组织、治理、业务、产品、人力、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统筹设计，明确战略规划。目前，可以对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审批技术和风险管理模型等进行流程性改造，解决当前“卡脖子”问题，并建立必要的配套措施和人员进行跟进，否则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可能会大大折扣。另外，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业也应当注重防范，一是数据安全风险，完善客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平衡数据开放共享和隐私保护的关系，依法合规采集和利用数据。二是技术风险，要着力防范数字化系统不稳定导致的风险以及外部网络攻击造成的风险。

其次，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应对风险。一是与大机构合作。大机构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技术输出或战略扩张的意愿强烈，巨头公司和金融科技企业又有天然的技术优势或数据优势，服务金融机构的能力突出。中小银行通过与他们进行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金融科技、技术研发、数据建模等所产生的风险。二是中小银行抱团。单个银行的机构体量小、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应对数字技术所产生的风险，可以考虑多家中小银行抱团的方式来推进数字化转型，应对风险。三是与行业组织联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合作联盟，解决机构技术共享、人才匮乏等问题，为应对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再次，构建更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一方面，要面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要深入研判其可能产生的风险点和风险类型，另一方面，利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数字技术将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嵌入到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全链条，以此识别客户风险特征、优化金融风险防控指标和模型、降低欺诈风险等。

最后，加快数字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保持对符合市场需求金融创新的包容审慎态度，并从数据搜集、交互、存储、自动化处理、管理等方面建立数字金融的基本规则和标准，以此安全管理和监测银行风险。保持对符合市场需求金融创新的包容审慎态度，同时围绕科技与监管深度融合的新特点，利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为风险监管赋予新思维、新模式和新手段。

如何理解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业态的相关关系？？

关于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业态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一些理论研究提出了对立的两种观点，即“替代论”和“互补论”。少部分的学者提出了“替代论”或者“补缺论”，但都没有得到坚实的证据支持。更多的理论研究认为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对金融业务特别对数字金融业态来讲是一种互补关系。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数字普惠金融为例，尽管它打破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平衡和结构，挤占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线下业务，但从贷款层面来看，蚂蚁集团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以更低的成本为一些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并且这些服务能触及到当前传统商业银行无法延伸和触及的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错位竞争。从这点可以看出，数字金融业务范围和规模是无法取代传统商业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最近也做过一些研究发现，传统的金融供给或者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并且这种互补关系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影响，也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看，由于当前中国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金融监管强度和法制化水平等正式制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之间既有“替代”也会“互补”，这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整体金融业的发展，因此要通过要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加快促进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法治水平较弱的地区的银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看，由于金融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意识的不同，导致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业态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很大差异。在金融需求、风险规避意识较强和社会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业态之间有一种良好的良性互动，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推广等方式推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在风险规避意识较弱和社会信任程度低的地区，则需要一些鼓励性政策才能得到推动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